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邓俊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 2014 年数据，实证分析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会产生显著影响，同时，老人心理健康受到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居住安排；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200258956

基金来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201911212)的资助。

引 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截至 2019 年底，中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2.5 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 %。而农村人口老年化现象更为严峻，2019 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20.46%，农村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由于户籍制度限制，我国劳动力迁移表现为特殊的“候鸟型”，外出务工人员难以把父母或子女接到工作地同住(贺聪志、叶敬忠，2009)，因此形成了因子女外出务工而滞留农村的“留守老人”，出现了“空巢家庭”或“隔代家庭”，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发生改变。

中国农村老年人自古以来就是依靠家庭养老，特别是子女的赡养，这遵循伦理习俗也符合社会现实，传统的子女赡养是指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并向其提供经济支持、日常照料以及精神慰藉(陈彩霞，2000)，老年人的幸福感往往来源于与子女同住时获得的养老需求的满足，这有助于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然而，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数不断减少，越来越多农村老人独自居住或仅与配偶共同生活，老年父母和子女间的居住距离拉大，他们可以获得的来自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减少，增加了其孤独感与忧郁程度。此外，外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现代文化的影响下，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改变， 中国传统的“孝”文化逐渐弱化，加上子女实现经济自由后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增加，老年人的家庭地位边缘化，这对其心理状况会产生一定影响。

老年人健康是决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重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1990 年就曾提出“健康老龄化”的目标。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老年人不论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面临着健康衰退的高风险，这不仅给老年人自身带来沉重的负担，也给他们的家庭及社会带来了压力。特别是老年人心理健康关系到其生活幸福感和养老质量，值得重点关注。在此背景下， 探讨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仅对增进老年人个人的心理健康、保障其老年生活质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促进健康老龄化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文献回顾

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村老年人传统的居住模式发生变化，供养和照料老年人的人数减少，家庭养老质量降低，最终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认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如江克忠、陈友华(2016)研究发现与子女共同居住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还有学者指出与子女同住方便老年人获得各种社会资源且有助于缓解老年人抑郁症状(Murphy，2007)。孙鹃娟(2006)研究指出子女外出后与老年父母空间上的分离扩大了子女与老年人观念之间的差异，留守老人在精神上缺乏慰藉，容易产生孤独感。国外学者 Rossi(1990)研究发现代际间居住距离影响代际交流，居住距离接近有助于代际间的交流，促进代际间的亲近，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是学术界同时也存在另一种观念，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消极影响。如任强、唐启明(2014)的研究表明一些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抑郁度更高。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代际间的距离过近易导致侵犯对方隐私问题，而且容易引发代际冲突，进而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森冈清美，1999)。由此可见，关于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数据来源和变量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发展研究中心 2014 年组织实施的《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CLHLS2014 年的调查数据涵盖了全国 23 个省，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该数据包含了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以及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量化指标，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数据基础。

由于本文研究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而“老年人”的概念在学术上指的是达到一定年龄的居民，一般划分的界限是 60 周岁或 65 周岁。本文以 60 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不符合条件以及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进行剔除，最终本

文选定的总样本量为 2582 个。

(二) 变量选取

• • 因变量

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文关于因变量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测量采用国际同行的 CES-D 指标，包括孤独感、紧张感、自觉不中用、难过压抑感、睡眠情况等，并对每个问题进行 1-3 的赋值，赋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孤独感、紧张感等消极情绪产生的频率越高，如就“您是否经常感到紧张害怕”这一问题而言，本文将选择“总是”或“经常”的样本赋值为 3， 将选择“有时”的样本赋值为 2，将选择“很少”或“从不”的样本赋值为 1。其他指标的赋值方式与此相同。最后，将所有指标加总得到受访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该指标为连续型变量，其值越大，说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 •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采用 CLHLS2014 问卷中“您现在与谁住在一起?”进行测量，该问题的答案选项及其赋值为“家人=1”、“独居=2”、“养老院=3”。

• • 控制变量

本文基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并结合研究需要，引入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特征三个维度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年限、两周内患病情况、家庭年收入、子女数量、子女提

供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经济支持以及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表 1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描述
因变量	心理健康	连续型变量

^{银幕内外·}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reen ³⁵

(三)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是受访农村老年人现状的描述性分析结果。首先，就因变量而言，整体样本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感得分为 9.72，最小值为 7，最大值为 20。就自变量而言，78%的农村老年受访者目前与家人同住，自己独居的农村老年人在样本总量中占 21%，还有 1%的农村老人居住在养老院。按居住安排进行分组发现，与家人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其抑郁感得分为 9.60，独居农村老人的抑郁感得分为 10.14，居住在养老院的农村老人其抑郁感得分为 9.12，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独居农村老人比与家人同住、住养老院的老人抑郁程度更高，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心理健康	9.72	7	20
与家人同住	0.78	0	1
独居	0.21	0	1
住养老院	0.01	0	1
性别	0.48	0	1
年龄	84.09	60	114
婚姻	0.44	0	1
教育年限	2.11	0	19
两周内是否患病	0.14	0	1
子女数	4.30	0	12
子女是否提供生活照料	0.70	0	1
子女是否提供精神慰藉	0.81	0	1
子女是否提供经济支持	0.85	0	1
社会活动参与频率	4.73	1	5

其次，本文主要从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年限、两周内患病情况五个维度来衡量受访者的人口学特征。在年龄方面，受访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 84 岁，年龄最小的受访者为 60 岁，年龄最大的受访者为 114 岁。在性别方面，全部样本中男女比例趋向于平衡，其中男性受访者占比为 48%，女性受访者占比为 52%。就婚姻状况而言，样本中有 44%的农村老年人处于在婚状态，还有 56%的受访者婚姻状况为离婚、丧偶或从未结过婚。在受教育年限方面，受访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2.11 年，最高受教育年限为 19 年，还有部分老年人没有接受过教育。就两周内患病经历而言，14%的老年人近两周内有患病经历，绝大多数老年受访群体近两周内没有患病。

再次，本文将子女数、子女是否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经济支持作为老年人的家庭特征变量。就子女数而言，样本中老年人的平均子女数为 4.3，子女数最大值为 12，同时也存在没有子女的老人。样本中有 70%的老年人有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81%的老年人有子女提供精神慰藉支持，85%的老年人有子女提供经济支持。

最后，本文将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频率作为社会特征变量。样本中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频率的均值为 4.73，几乎每天参加社会活动的老人占比为 2.79%，每周至少参加一次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占到 1.59%，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社会活动的老人占比为 1.78%，还有 7.05% 的老年人有时会参加社会活动，86.79%的老年人没有参加过社会活动。这说明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频率较低。

三 实证分析

(一) 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 OLS 模型对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³⁶

^其中， Health^{表示因变量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该值越大说明受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Mi 是本研究中核心解释变量，即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 _^{反映了居住安排对农村老人心理健康的边际影} X_i ^{响。代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_i ^{是随机误差项。}

(二) 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 3 是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模型回归结果，表中显示了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并标注出不同显著性水平下的显著信息，同时系数后的括号内标识出了标准差。下文对各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解释说明。

模型 1 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居住安排以及老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结果表明：与独居老年人相比，与家人同住的居住安排方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与家人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其抑郁程度更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其原因可能在于不论是与子女同住、还是与配偶同住亦或是与子女和配偶共同居住都有助于农村老年人及时获取生活所需的经济帮助、日常照顾以及精神支持，解决生活困难，消解抑郁情绪，使其保持心理健康。住养老院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无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就人口学特征变量而言，性别、婚姻、教育年限、两周内患病情况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与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的抑郁水平越低，心理状况越健康，其原因可能在于女性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比男性老年人更长，女性老年人在漫长的晚年生活中可能要面对更多负面事件，加上“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老年女性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更少，对其心理健康会产生不利影响。与离异、丧偶、从未结过婚的农村老年人相比，在婚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更低，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婚的农村老年人可以获得配偶提供的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可以在配偶的帮助下更好的排解心理压力。受教育年限越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与两周内没有患病经历的农村老年人相比，有患病经历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两周内患病经历反映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的老人在生活上可以自我照料，不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自感不中用等负面情绪较少发生，且身体健康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了条件，使其不至于产生孤独等抑郁情绪。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子女数、子女是否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经济支持等家庭特征变量，其结果表明，子女是否提供生活照料支持、子女是否提供精神慰藉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均在 1%的统计水平呈现显著影响，且子女提供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老年人其抑郁程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子女数、子女是否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与子女数量这一因素相比，子女是否给老年父母提供养老支持更为重要，而且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更大程度是受到日常照料支持和精神慰藉支持的影响，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并不显著。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特征变量，结果表明，社会活动参与频率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其心理健康状况越好。通过参与社会活动，使农村老年人能够走进社会、融入社会，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孤独感，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们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过程中感知老年人的生存价值，增进其心理健康。

表 3 回归结果

(0.054)

³⁷*** p<0.01, ** p<0.05, * p<0.1

四 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 结论

本文以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为研究主题，运用 CLHLS2014 的数据，选择老人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运用 CED-S 抑郁量表对心理健康进行测量，以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为核心解释变量，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社会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建立 OLS 回归模型对研究主题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上文分析和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就核心解释变量而言，在农村老年人的各种居住安排中，与独居老年人相比，与家人同住这一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此外，本文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还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男性农村老年人比女性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在婚农村老年人比离异、丧偶或从未结过婚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受教育年限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越好，两周内没有患病经历的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好，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子女提供精神慰藉均会对农村老年父母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社会活动参与频率越高的农村老年人心理越健康。

(二) 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影响，据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福利保障水平。首先，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完善农村的养老保险体系，适当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标准。其次，针对农村老年人增加其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改变农村老年人在养老服务可得性方面机会不足的现状，为此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补充职能，推动农村居委会深入老年群体中， 主动了解农村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留守老人、独居老人的现实需求，为其提供一定物质帮助、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

二、助推农村经济增长，扶植农业生产减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年子女外流造成的，子女外出后一般也难以将父母接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共同生活，这导致老年父母和子女长期两地分离。而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区域之间经济水平不均衡，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西部地区落后于东南沿海。在此背景下，应该继续落实“乡村振兴”策略，大力扶持农村地区的产业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每个地区的发展优势，因地制宜， 有针对性地建设区域特色经济。

三、组织老年集体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改善农村老人心理福祉。农村青壮年子女外出务工改变了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冲击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外出子女受时间、空间限制减少了对老人的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关注这类群体，打造适合老年群体的特色活动，鼓励各级文化单位深入农村开展老年集体活动，丰富留守老人精神文化生活。

参考文献

42. 陈彩霞. 经济独立才是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的首要条件──应用霍曼斯交换理论对农村老年人供养方式的分析和建议[J]. 人口研究,2000(02):53-58。

[2]杜娟,杜夏. 乡城迁移对移出地家庭养老影响的探讨[J]. 人口研究,2002(3)：20-30。

75. 杜鹏,丁志宏.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 人口研究,2004(6):44-52。

76. 杜鹏,李一男. 流动人口外出对其家庭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07(1):18-25。

77. 方菲. 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问题探讨[J]. 农村经济,2009(3):15-25。

[6]周建芳,薛志强,方芳,汪作为,张少平,陈银娣.独居老人抑郁症状和抑郁症的调查[J].上海精神医学,2008(03):136-138.

[7] 贺聪志,叶敬忠. 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4-34。

[8]江克忠,陈友华.亲子共同居住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吗?——基于 CLHLS 数据的证据[J].人口学刊,2016,38(06):77-86.

[9]张河川,张晓芬,郭思智.独居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支持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04):466-467.

[10]任强,唐启明.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4(04):82-91+128.

[11] 李金坤, 吴洪涛, 孙广宁, 陈晓云, 王春平. 山东省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及抑郁状况调查[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5,19(09):897-900。

[12]朱晓晓. 居住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

[13]李敏,郭继志,贾君杰,朱宇航,胡善菊,庄立辉,董毅,罗盛.山东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6,32(10):888-891.

69. 穆光宗. 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4):124-129。

70. 舒玢玢,同钰莹.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不远游”[J]. 人口研究,2017(02):49-56。

71. 宋璐,李树茁,李亮. 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8(03):10-18。

72. 宋月萍.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 人口与发展,2014(4):37-44。

73. 孙鹃娟.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10(1):28-33。

[19]高蓓.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D].西安科技大学,2011.

[20]叶欣. 中国丧偶老年人居住安排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 CHARLS 2015 全国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8,24(05):113-121.

[21]魏心怡.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D].南开大学,2019.

[22]叶敬忠,贺聪志.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的影响研究[J]. 人口研究,2009(4):44-53。

邓俊玥(1996—)，女，汉族，湖北宜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