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视野下十六世纪中后期明缅战争中滇西边境土司处境的评述

民族史视野下十六世纪中后期明缅战争中滇西边境土司处境的评述

周德才

云南梁河县文物管理所 679200

摘要：十六世纪中后期明王朝与缅甸东吁王朝在滇西中缅边境地区的战争，是明代云南地方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滇西中缅边境各土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其处境却十分尴尬，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地位。本文在梳理历史背景，简述明缅战争过程的基础上，对这种处境进行评述。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对明代滇西边境土司民族国家认同进行一些思考。

关键词：十六世纪明缅战争滇西土司处境

一、十六世纪中后期明缅战争的历史背景

1253年～1254年，元军攻占大理，云南正式被划归元朝的疆域。至元十年（1273年）设立的云南等处行省，是元朝在云南地方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云南地处偏远，民族众多，元朝在内地使用的统治构架并不完全适应于云南的实际情况。云南行省之下有路、府、州的常规行政机构，但在土司势力强盛的云南，这些机构并不能充分的发挥其作用。因此，元朝还在云南实行了宣慰司和土官土司制度。云南行省之下“分置乌撒乌蒙宣慰司（治乌撒路，今贵州威宁）、罗罗司宣慰司（治建昌路，今四川西昌）、曲靖等路宣慰司（治曲靖路，今云南曲靖）、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治临安路，今云南通海）、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大理路，今云南大理），及丽江、广南西路、威楚开南等宣抚司。辖境包括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贵州和缅甸、泰国、老挝部分地区。元朝在云南边疆的统治中向外扩张，发动征缅战争，世祖至元年间元朝对缅甸的正式用兵有三次：“一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哈威《缅甸史》称“牙嵩延之战”，相当于马可波罗所称“永昌平原之战”。据考，作战地在干额（今云南盈江县）附近太平河流域平原上；二是从至元二十年开始，由宗王相吾达答儿、右丞太卜和参知政事也罕的斤率领的三道征缅，第三次征缅军从至元二十三年开始组织，秃满带、张万为正副都元帅，次进兵蒲甘，‘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三次入侵，元得以占领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上缅各地。”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攻占大理城，随后攻占云南全境，明朝在继承元朝在云南的疆域的同时，完善了土司制度，但在边疆建制方面则更倾向于防守。明朝将元朝的行中书省改成都、布、按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调整了云南、贵州、四川三生的疆域。明朝在云南的行政建制，最为著名的是三宣六慰：三宣是南甸宣抚司（驻今梁河九保），陇川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驻今盈江旧城）；六慰是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北掸邦兴维）。勐养宣慰司（驻今缅甸克钦邦勐养），车里宣慰司（驻今西双版纳），缅甸宣慰司（驻今缅甸曼德勒西南之阿瓦），老挝宣慰司（驻今老挝境内），八百大甸宣慰司（驻今泰国清迈）。

二、十六世纪中后期明缅战争的简述

十三世纪，当元朝在滇西南地区进行统治和扩张时，缅甸的蒲甘王朝不甘示弱，为争夺金齿地区，（金齿地区指怒江中游和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地带，大致相当于现在中国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缅甸的掸邦地区。与元军多次争战。1287年2月，元军攻占蒲甘。内外交困的蒲甘王朝逐渐瓦解，缅甸分裂为阿瓦、勃固、东吁、阿拉干等王国，当时缅甸正值分裂时期，1527年云南孟养宣慰司土司思陆之子思伦联合木邦与猛密攻占阿瓦城，杀死阿瓦王莽纪岁，从此与缅甸结下了世仇。1531年，莽瑞体在东吁继承王位，成为东吁国王，标志着东吁王朝的建立。东吁原作为蒲甘王朝属地，位于锡唐河流域，最初只是一个避难的小村庄，地处战乱之外地区，逐渐得以强大起来。十六世纪后半叶，东吁王朝逐渐趋于强盛，不仅一统缅甸内部，甚至向北扩张，寻太平江而上进入云南的滇西边境地区。孟密地处边地云南边境，与缅甸毗邻，首先成为缅甸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东吁王朝的兵锋在滇西收到明朝及当时滇西土司的遏制，明朝与缅甸东吁王朝之间争夺滇西地区的战争由此开始。

东吁王朝基本一完成缅甸内部同意后，莽应龙将目光对准了云南边境地区，1568年，发动武装侵夺边境地区的战争，战争导火线始于木邦土司罕拔城西。隆庆二年（1568），罕拔应承袭土司职位，只是需要得到明朝的认可。但是明朝地方官员希图从中拉锁牟利，罕拔不从。当时罕拔所管辖的木邦宣慰司，食盐十分稀缺，缅甸东吁王朝便以食盐为诱饵。再三权衡之下，罕拔投靠缅甸，并得到了重赏。罕拔事件的连锁反应是，云南潞江（今云南保山市潞江）安抚使线贵也随之投靠缅甸。汉人岳凤在劝诱其岳父陇川宣抚使多士宁投缅不成，而将其杀害，篡夺了陇川宣抚司的权利，与其他土司结盟共同投靠缅甸。他进而成为了东吁王朝金帆滇西边境的的重要策划者。

明万历元年（1573）东吁王朝分两路进兵，一路由罕拔带兵攻占干崖（今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干崖被攻占后罕拔将其交于其妹罕氏掌管；一路由缅军直接进攻孟养，因遭到当地土司的顽强抵抗而失败。由此，缅军与罕拔的军队合兵先后攻占南甸（今云南省梁河线）、湾甸（今云南省昌宁县南）、耿马、车里、孟艮（今缅甸景栋）。万历十一年，缅军掠夺施甸和顺宁（今云南凤庆县，）攻破猛淋（今云南龙陵县），并积极备战，准备进攻腾越、永昌、大理、景东、蒙化（今云南巍山县）等地。当时，明朝在滇西地区的边备十分松弛，且尚未察觉到东吁王朝的勃勃野心，对缅甸的金帆采取了姑息和绥靖的政策。直达奥缅军染指腾冲时，明朝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派遣南京坐营中军刘綎为腾越游记，派遣武靖参将邓子龙为永昌参将，二人在滇西地区大量的招募土兵，并联合归顺明朝的其他土司，共同抵抗缅军。明军在刘綎和邓子龙的率领下，于施甸姚关攀枝花大败缅军，斩杀了部分投缅土司，对其他土司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此役不仅重创了缅军的锐气，收复了大部分的失地，还一路追击直抵缅甸阿瓦。

姚关之战成为16世纪中叶明缅战争的转折点，明朝由劣势转为强势，边境土司也纷纷投向明朝。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些成果并未得到巩固，这固然和刘綎与邓子龙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倾轧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万历十八年西北洮河之变，明王朝的关注转向西北，而未能继续支持滇西军事行动。明朝有利的局面，逐渐丧失殆尽，部分姚关之战后归顺的土司复投缅甸东吁王朝。为了争夺土地和开矿权，缅甸也不时卷土重来，对明缅边境地区进行骚扰，滇西边境地区纷争频发。

万历二十二年，云南巡抚陈用宾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设置“八关”以巩固边防，即神护关（今盈江盏西孟卡山）、万仞关（今盈江西北孟养山）、巨石关（今盈江西北昔马山）、铜壁关（今盈江西北布哈山）合称为“上四关”；铁壁关（今陇川县西北境外）、虎踞关（今陇川县西部境外雷基与八莫之间）、天马关（今瑞丽南部境外外邦欠山）、汉龙关（今瑞丽南部境外硔卯山）合称为“下四关”。清代中后期，八关的防守逐渐松弛，天马关、汉龙关于乾隆年间被缅甸所占有，清光绪中英勘界铁壁关、虎踞关又被划入缅甸境内。八关对抵御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起到了积极作用，然其本身是一种内缩的消极抵御举措——明代八关将关外的大片地区分隔在明朝的政治疆域之外，木邦、孟养、蛮莫、孟密等地方逐渐被缅甸所控制，进而演变为缅甸领土。

三、评述

综上所述，纵观十六世纪中后期，云南境内土司为了自身的生存叛服于明缅两个政权之间。从军事上来说，明朝比缅甸政权要强大得多，但滇西地区处于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边境地区，派驻的正规军队无法长期驻扎在云南。缅甸军事力量相对薄弱，但与云南毗邻，缅军虽无法抵抗明军，对滇西边境地区却有着强大震慑力。而就社会文化而言滇西边境地区各民族与缅甸在习俗、服饰都比较接近，边境人民之间互相往来，并且多有亲属关系，滇缅之间的联系密切。

在明朝与缅甸东吁王朝的战争中，作为处于中间地带且相对弱势的云南边境土司，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反侧于明朝与缅甸之间，就当时的局势来说，生存的法则就是要选择投靠当时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一方，例如投靠缅甸的木邦罕拔、陇川岳凤、蛮莫思顺，及投靠明朝孟养思过等。其中蛮莫土司思顺最具有典型代表性，他在明朝与缅甸东吁王朝之间反复竟有五次之多。

根据明缅之间战争形势与在滇西势力的强弱变化，滇西中缅边境的主图斯作为战争的第三方和主要的参与者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的反侧于明朝廷和东吁王朝之间。对于一般的百姓而言只是希求最根本的生存，他们本身并不追求永久的小众或归谁于哪一个王朝，车里的例子是极为有代表意义的——一个同时效忠两个大王朝为宗主国的地方。车里的每一代宣慰司使承袭后，都同时求取来自明朝和缅甸的封号，有“天朝为父，缅为母”的说法。

在整个十六世纪中后叶明缅战争期间及之后，滇西各土司都是处于夹缝之间的微妙地位，不断做出艰难的抉择。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这场战争并不只是明朝和缅甸的战争，滇西土司势力在战争中同样的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明缅之争深刻的影响着滇西土司的命运，而滇西土司的抉择对战争的成败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必然影响到这些土司及其后来者的民族国家认同观念。

参考文献：

1.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述略[M]//南京：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二、十三期，）[Z] ．1989/1990（油印本）。

2.古永继．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3）。

3.贺圣达．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的中缅战争及其影响[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6）。

4.贺圣达．缅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王珂．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谱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