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公平与教育机会平等

形式公平与教育机会平等

曾定茜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1978 年之后, 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被激烈讨论, 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本文基于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教育公平现状的分析,对两个阶段教育机会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结合文化再生产理论，探讨个体性教育体系的方向。

关键词： 教育公平 文化再生产 机会平等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全国80%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如何使教育普及为大众共同享有，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建设人才，成为当时一个艰巨的建设任务。限于财力条件，初期主要是集中力量办好部分学校，至60年代形成“小宝塔”重点学校体制，推行高要求、高选拔性的“精英教育”。90年代初，我国明确提出了到20世纪末，在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攻坚目标；之后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计划，教育进入全民享有的“大众教育”阶段。

一、基础教育的“削峰”和“填谷”

大众教育时代，教育公平摆在首位，基础教育要照顾“全面”和“全体”，做到不同地区、城乡所有学生均衡发展，同时还要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学校课程内容“削峰填谷”，教学实施“扁平化”稳步推进，中小学的课标、课本和考试也都在朝着这方面引导。如一支行进中的浩大队伍，为了保持队列齐整，排头兵就不能走得太快，后列也要紧赶慢赶；为了队列中的弱势群体不落下，课程的“拔尖”内容只能“削峰”，学校教学也要注意“填谷”。

1980年代，我国的中学还有“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两套教学计划，课本也有甲种本、乙种本之分，供不同教学要求的学校选用，教学强调“分层要求，分类指导”。到1990年代为了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就调整为统一的教学计划，并取消了课本的甲乙之分，而统一使用必修的课本。学界一直有不同观点，教育实践中各学校和老师教学也多有调整变通。既要“依标靠本”，还得因材施教，教学目标取乎高下、内容把握深浅宽严，是否收放有度恰如其分，主要由校长教育理念和学校办学风格，更有赖教师专业功底和教育艺术。

其实，无论课程如何“削峰”，学生也未必就能“填谷”、“减负”。OECD多年来组织的PISA测试^[1]，中国学生平均成绩居高，但是高低两端占比不小，相对区分度较大，评价结论是“高质量低公平”。然而，诸如新加坡和芬兰等城市国家、小规模国家，成绩好且均衡，评价结论是“高质量高公平”。成绩区分度大就是“不公平”的评价逻辑，对于人多地广的大国而言，值得商榷探讨。

二、高等教育的“精英”和“大众”

1977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被部分学者看成是新中国历史上大学招生，首次从原则上不再关注一个人的身份，强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体现一个公民权利的概念。但过往高考招生时，对工农阶层子弟照顾政策的消失，以及经济发展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权力、关系与金钱等因素，对社会公平不断冲击的现实，使得寒门子弟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实现向上流动的社会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

李中清^[2]研究小组对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00年前后的本科生学籍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依托两所大学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材料，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和精英大学潜在生源规模的扩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相对之前大为开放。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工农子弟、农村学生的比例都迅速上升，成为大学校园中的大多数。第二，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精英群体的增加，来自具有经济或文化优势家庭的学生增多，精英大学名额的争夺更激烈，但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却依然相当稳定。两所大学的工农子弟总体比例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基本与何炳棣^[3]对科举制所做的判断相接近。第三，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国的精英教育保持了较高的生源多样性，促进了社会流动，但依然有很多学习以外的因素影响着广大适龄人口的教育机会。比如，农村学生几乎都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越是欠发达地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就越大。

中国的精英教育之所以能保持开放性，不仅得益于各级教育系统自身的多项改革和调整，也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多项社会体制转变密切相关。在高考制度的压力和中小学强化学习下，这些家庭资本薄弱的子弟也由此有机会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从而能够进入精英大学。而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缺少类似系统性的社会阶层融合机制；另一方面，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精英与非精英校，其区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所招学生的来源阶层的高低和居住社区的贫富。精英大学倾向于招收出身于精英中小学的学生，使得社会下阶层子弟，非常难以被精英大学挑选。因此，社会体制与政策的差异是中美间精英教育生源构成差别的根本原因。

三、教育机会不平等

李春玲^[4]的研究表明，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力不断加强。布迪厄以法国为对象的经典研究指出，占据相对优越社会地位的家庭，通过运用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或权力资本来影响子代的受教育过程，使其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或评定，从而使他们的社会优势代代相传，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再生产理论^[5]。

20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各教育阶段入学规模也均有所扩大。二战后，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广泛地出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革。很多大学的招生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大量新的大学在这一时期建立，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

虽然教育扩张在低水平教育上实现了更大的平等，却无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学校教育除了促使被统治阶层子女，完成主流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化外，同时也通过较高水平教育文凭，将被统治阶层子女从职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中排除出去，以维持统治阶层的地位与特权。实际上，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凭借自身优势条件，较高阶层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已达到完全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即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6]。

如果教育的构架是建立在形式公平、学生根据排名分类等错误的前提之上，则会导致社会无法容忍的失败。要纠正错误，或需承认个体比系统重要，改变高等教育的基本构架，让学生个体从中脱颖而出。Thorndike认为，学校应该将学生按照能力进行分类。改变平均主义体系，建立重视学生个体的教育体系，颁发资格认证而非文凭，用能力取代成绩，让学生决定自己的教育途径^[7]。

参考文献

[1]侯利明.教育系统的分流模式与教育不平等——基于 PISA 2015数据的国际比较[J].社会学研究,2020,35(06):186-211+245-246.

[2]梁晨,李中清,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杨善华.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中国社会科学,2012(01):98-118+208.

[3]何炳棣. 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N]. 光明日报,2010-06-03(010).

[4]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中国社会科学,2003(03):86-98+207.

[5]张鹏,周郇.文化产业资本化的影响及行业应对策略[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140-148.

[6]尚培胜. 校外的“重点学校”和“实验班”[D].南京大学,2017.

[7]托德 罗斯.平均的终结: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15-18

作者简介：曾定茜（1989.10-），女，汉族，湖南永州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