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金融资源配置

数字金融与金融资源配置

刘慧斌

丰金汇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基本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同时不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技术、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等问题，强调要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在“互联网+”的社会大背景下，数字金融应运而生，并得以快速发展。高技术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学术界对如何提高创新效率、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和探讨。具体来说，在市场层面上，企业规模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呈显著正向关系，市场竞争性有利于促进研发效率；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比重对研发效率都有正面影响，但外商投资企业对研发效率的贡献程度更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趋于增强。进一步增加高技术产业的研发（R&D）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政府层面上，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在国家层面上，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技术产业更易发展。

关键词：数字金融；金融资源配置；

引言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在信贷资金配置中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由于其所有制优势和规模优势，获取资金便利且成本较低，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财务信息不透明和缺乏抵押品，承担的资金成本较高或者面临融资约束。正是当前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为数字金融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机会。数字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融资、支付和投资等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数字金融主要为以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长尾市场提供信贷支持，有助于缓解信贷市场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有可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探讨数字金融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尤为重要。

1金融数字化转型背景

1.1多样化需求催生金融数字化转型

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在金融领域的体现便是，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促使我国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激增，因此迫切需要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改变传统的金融业务服务模式。而通过金融数字化转型，金融机构可以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为客户在线上提供快捷、高效、有特色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多元化的投融资需求，而且可以提升金融机构自身的服务水平和盈利能力，从而增强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

1.2新兴技术发展促进金融数字化转型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金融科技也随之加快发展的脚步，这不仅为我国金融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还为我国金融创新开辟了前进方向。新兴技术在金融数字化转型中的应用，一方面可以通过信息的精准匹配降低客户投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效率，从而有利于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金融信息的安全性、提升投融资双方金融信息的对称性，从而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数字金融生态系统。

2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

一是金融体制缺陷。这方面指的是金融体系由国有大型银行主导，国有大型银行倾向于给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民营企业由于缺乏抵押品和财务信息不透明等原因面临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使得民营企业的资金成本普遍高于国有企业，由此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二是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部分高效率企业在缺乏充足的抵押物并且财务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无法判断这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违约风险，而对这类企业要求较高的利息率甚至拒绝发放贷款，由此造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三是金融市场存在交易费用。这会使得金融机构为不同企业提供信贷的成本不同，不同企业的资金成本异质性决定了不同企业的边际产出存在差异，由此降低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3结论和启示

3.1鼓励银行应用金融科技，以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的结论是数字金融能够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为主体，政府应当鼓励银行应用金融科技。首先，引导银行建立线上融资服务专项工作机制，运用金融科技推进贷款申请、审批、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其次，引导银行将金融科技运用于客户分析，通过大数据对客户进行分析，提高精准营销获客水平。再次，引导银行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建立标准化的信用评分流程，通过算法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做出快速、灵活和透明的信贷决策。

3.2加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及自身管理

2020年下半年以来，蚂蚁金服多次被约谈。主要原因在于蚂蚁集团法律意识淡薄，存在违规监管套利行为，利用市场优势排斥同业经营者，以此形成垄断。蚂蚁金服打着科技旗号逃避银监会的监管，其利用技术手段逃避监管、扰乱金融市场的创新行为是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这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风险承担的监管，区分科技服务和风险服务，应根据服务是否需要监管区分开。此外，金融科技加大了风险传导机制的复杂性，需要将金融科技纳入监管体系中，对其进行统一监管。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监管体系亟需改革创新。面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应抓住新机遇，学习国外的相关经验，结合国内金融科技发展的实际状况，完善相关的监管法律体系，制定相关策略，改革创新监管体系，拓宽监管范围，明确市场准入门槛及监管标准，以防范金融科技带来的风险。此外，监管机构应主动引导行业发展，积极探索大金融科技的正向外溢效应，建立试错容错机制，实行“刚性底线＋柔性边界”的监管方式。加强金融业综合统计和数据共享工作，搭建大金融科技监管基础设施。借助大科技公司的技术能力，提升金融监管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鼓励并规范大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实现融合发展。支持大科技金融率先进入“监管沙箱”试点，以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

3.3着眼于助力普惠金融发展

促进乡村发展、推进便民服务，都离不开普惠金融的发展。而金融数字化转型可以更好地提升资金融资可得性，增强金融普惠性，促进人民共享金融科技成果，这也符合我国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在金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应围绕普惠金融发展战略，明确金融数字化转型目标，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构建一个共享、持续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等特殊群体，应当设计简便、快捷、可语音识别的金融App系统，这不仅有利于简化金融服务流程、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还有利于提高特殊群体对金融数字化转型产品的接受程度，从而促进全民共享普惠金融发展成果。

结束语

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能显著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数字金融能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金融错配，但对国有企业金融错配无影响，缓解了信贷市场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相较于大企业，数字金融降低金融错配的作用在中小企业中更大，缓解了信贷市场存在的“规模歧视”。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金融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越大，更应该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英杰，林春.“互联网+”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2019，40（6）：28-36.

2. 董骥，田金方，李航.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改变了信贷歧视：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检验[J].2020，35（5）：38-49.

3. 贺健，张红梅.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2020（7）：26-32.

作者姓名：刘慧斌

作者信息：

刘慧斌、1985年出生、男、汉族、籍贯沈阳、硕士、总经理、智能物流、沈阳丰金汇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

《科学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