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为支援三年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工作,我父亲被派遣到大别山南麓的一个乡村任职。第二年春天,他接上级指示在农村推行责任田试点。父亲和农民一起,为获得粮食和尊严而奋力地劳作。但很快,那次改革就夭折了。我父亲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进入他漫长的牢狱人生。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缝隙被遗落的时光,依然跳跃在父亲晚年的记忆里。——引子
小说界
2010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