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建构—基于R区的思考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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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建构—基于R区的思考

熊仕刚

中共荣昌区委党校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此,乡村振兴就成了学界和政界关注的重点。从已有关于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从主体策略视角、情景路径视角、技术治理视角进行研究,对于如何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如何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研究较少。乡村文化发展普遍存在乡村文化主体缺位、空间式微、价值泛化、传播受阻的发展困境,基于此,结合R区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路径,探寻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建构。

关键词: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振兴;建构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的提出

基层党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重要智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以理论宣传、大字报、口号、标语等党建方式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参与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积蓄了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数亿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广大农民从压榨、剥削中解放出来,从迷信、愚昧的环境中释放出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央层面以制度的方式要求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以生产队为单元建立支部,支部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社会生产,支部还进行广泛的农民教育,对农民的识字率有很大的提升。在改革开放时期,基层党组织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和其他层次的教育,并对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先进知识文化培训,让基层黄赌毒风气得到了有效纠正,从04年开始中央每年以一号文件的方式对三农工作进行顶层设计,为农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进入新时代基层党建开启了新征程,14年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至此基层党建注重服务型能力建设,更在19年提出加强基层党组织体系建设,以体系的方式来保障服务型组织的建设。

为全面促进乡村的发展,消除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局面,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在18年对乡村振兴的内涵进一步界定,提出乡村振兴包涵五大振兴并明确要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发挥保障、带头作用,于是如何发挥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党建的智慧开启乡村文化建设的新篇章,就成为了时代的重要课题。

(二)既有的研究

学界对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深的研究。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从党建引领的理论阐释、运行机制,乡村振兴的逻辑与实践进行研究。基层党建的经验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主体策略视角。从基层党建创新的不同主体出发,在其他变量和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进行分析,研究不同主体对党建创新的推动作用,主要是从党组织、乡贤、返乡能人、外部购买管理主体等角度进行分析,在不同的场域之下,不同的主体都发挥了其重要作用。

2.情景路径视角。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基层文化重构等情景出发,探讨基层党建在不同情景中的现实运用与真实效果,以期通过对比的方式得出基层党建在不同情景中的变化,从而对基层党建进行适度调整,以期弥补基层党建的不足。

3.技术治理视角。以科学科技为基础,以智能化为手段,对组织资源进行高效配置,从而实现基层党组织实际效果的提升,技术治理视角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排除人为因素对基层党建效能的影响,规避情感因素在基层党建过程中的不利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已有的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如何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作用,如何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研究较少,有学者提出了通过加强基层党建的方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但是较少对其具体路径进行介绍,在现实层面上还缺乏可操作性、可推广性,这也就现实地需要从基层党建的角度探讨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路径。

二、乡村文化发展的困境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推行乡村振兴的背景之下,乡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为乡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得到提升势必引起上层建筑的波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乡村文化的主体缺位。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开启了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再到党的十八大开启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在这样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文化主体的缺位。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乡村青壮年不得不背井离乡跨入城市工作与生活,出现“心系家乡身在外”的现象,乡村这部分有知识、有文化、有劳力的群体离开了乡村,自然导致乡村文化主体缺失、缺位。年轻群体进入城市工作,必然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也必然会将城市文化带入乡村,在通过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对比之后,青年群体出现排斥乡村文化的现象,自然也就导致青年群体厌倦乡村文化的现象。青年群体的离乡也导致乡村文化建设与管理的缺位,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则采取文化建设外包的方式,表面上乡村文化富丽堂皇,实则是城市文化的翻版,有的甚至显得与乡村文化格格不入。

2.乡村文化的空间式微。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集体记忆的共同载体,也是区域文化和社会规则的载体[1],由于大量青壮年的进城,加之部分农民进城购房导致乡村大量楼房的空置。传统乡村中乡民在田间地头、农家小院三五相邻聚在一起就可以聊上一天,而现在的乡民大多依靠赶集遇到几个熟人聊上几句,或者进入茶馆喝上一天茶、打上一天牌来实现乡村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诉说,总而言之,乡村文化的空间单位由村变成了镇。这不仅是R区的个例,在全中国都普遍存在,根据住建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的村庄数量为251.3万个,较2009年的271.4万个减少了7.4%。[2]村庄的消失不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存在的消失和行政意义上村庄的减少,更意味着以村庄为载体的村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乡风名俗、道德情感等无形的乡村文化的消散甚至是消失。

3.乡村文化的价值泛化。中国乡村传统具有很强的乡土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流动性小,人际关系紧密、相对熟悉,也因此构成了地方性较强的“熟人社会”[3]。现代乡村已由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社会转变成为了一个开放、半开放的社会,各种外界信息通过现代传媒传递到乡民手里,虽然大多乡民对文字类的消息不愿阅读,但是通过电视、手机等传递的视频信息乡民比较愿意接触。由于现代媒介传播的视频信息是片段化的,导致乡民对社会信息是碎片化的接收,加之乡民对视频信息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和综合性的判断,这就很容易造成乡民对网络信息的片面化吸收,导致各种价值观在乡村盛行,导致乡村文化的价值观泛化。

4.乡村文化的传播受阻。传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文化的基本属性,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文化才能得以继承和创新,也才能体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当代,文化传播方式已经突破了地域、时空的障碍,从口耳相传的示现媒介系统与文字、物品等再现媒介系统,拓展至了视频、音频等机器媒介系统[4]。由于乡村大量知识分子的外出,加之乡民对现代传媒手段的不熟悉,导致乡民无法很好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对乡村文化进行传播,对于乡村而言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和人物也只能在村里进行小外围的传播,削弱了地方故事的影响力。乡民游走于城市和乡村,在接触城市文化之后,部分乡民将乡村文化与愚昧、无知、落后、封建等词划等号,导致乡民也不愿对乡村文化进行传播。基于此,导致乡村文化的传播严重受阻。

三、R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路径

乡村文化主体缺失,乡村文化空间式微,导致乡村文化内在振兴力量不足,社会资本不愿到乡村进行福利式的文化振兴,导致乡村文化振兴的市场化道路受阻,基于此发挥党建的力量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成为了应然,也成为了必然。

(一)“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扩大乡村文化振兴主体

乡外人士加入乡村文化振兴是扩大文化振兴主体的重要方式。R区在区级、镇街(部门)、村(社区)、农村院坝,设立“小院讲堂”文明实践点,搭建起文化宣传的中心、所、站、点四级实践阵地,以此为依托组建志愿者服务小队,定期定点向乡民提供文化服务,不仅有“输入”还有“产出”,志愿者服务队伍在服务的过程中会对乡村的优秀历史文化进行搜集、整理,对重要历史文化上报区里,区里成立课题组对文化进行挖掘保护。

乡贤是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群体和力量。R区A街道T村以村党总支为带领,对本村退休教师、返乡创业人员进行组队,成立乡贤工作队,利用乡贤的眼界与知识带领乡民对乡村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组织开展文化活动,扩展文化空间,例如在端午节乡贤工作队组织乡民以包粽子为载体重温地方传统文化。乡贤以自身的言行规范为乡村树立了良好的价值导向,重塑了乡民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对乡村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

(二)文化搬到家门口,破除乡村文化空间式微

志愿者服务队将文化送到乡民家门口。利用“四级志愿服务队伍”志愿者,组建讲理论、讲政策、讲法律、讲科技、讲健康、讲典型、讲变化的“七讲”专业志愿服务队,采取快板、小品、情景剧、小故事等群众通俗易懂的形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传授婴幼儿抚育、老年人照护、医疗急救、疾病防控、新冠防治等知识,解答乡民关于社保、孩子教育、家庭纠纷等问题,将文化搬到乡民家门口,将疑惑在家门口得到解答。

设立“尚书播报”,乡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身边事情。R区W镇S村利用村集体资金在乡村高地和开阔地设立广播,与区融媒体中心合作设立“尚书播报”,对区、镇街每日发生的事情进行搜集、整理、播报,以往通过乡民口耳相传的消息,现在通过“尚书播放”第一时间就能送到乡民手里,让乡民了解了身边事、熟悉了身边人,丰富了乡民的文化生活。

(三)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规范乡村文化价值观

习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区成立以党史专家学者为骨干,老党员、教师、团员青年、红色景点解说员为成员的“新时代党史传承志愿服务队”,依托“小院讲堂”,开展“学党史、讲党史”活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四史”等内容,采用“六进宣讲队”“新时代党史传承志愿服务队”“五老宣讲队”“红领巾·小海棠宣讲队”以讲故事、文艺演出等形式,多角度、多层次开展“党史进小院”活动,传播重要党史事件。组织志愿者到红色教育基地宣讲,采取直播形式将党史知识向党员和群众推送。采取院坝会的方式,对乡民有关价值观方面的疑惑进行解答,有关主流价值观的歪曲进行纠正,建设好主流价值观的“最后一公里”,从而达到规范乡村文化价值观的目的。

(四)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扩充乡村文化传播渠道

组织文体活动,通过融媒体中心进行报道。开展“在希望的田野上——唱支山歌给党听”快闪活动,发动乡村小院群众自编自导自演“棠城儿女永远跟党走”文艺演出;举办小院坝坝舞展演、美丽乡村文艺秀等文化活动;开展“向党说句心里话”万名群众海采访谈;在小院设置“听党话、感党恩,棠城儿女永远跟党走”拍摄点,群众自发参与“我和党旗合个影”活动,区融媒体中心推出有创意的拍摄,进行分期展播。

开展生活技能培训,提升乡民自媒体使用能力。由不同职业党员群体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对乡民进行生活技能培训,指导乡民如何通过手机搜索消息、发送消息,为乡民学习先进文化、传播乡村文化创造条件。重点是对乡贤进行生活技能培训,以乡贤的模范性带动乡民学习,为乡民提供身边的“导师”。

参考文献:

1.吴燕霞.村落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福建省屏南县廊桥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1).

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12-31)[2021-03-02]http://www.mohurd.gov.cn/xytj/tjzljsxytjgb/jstjnj/.

3.刘涛.转型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依托基础、现实困境及重构路径[J].农业经济,2021(8).

4.杨华,范岳,杜天欣.乡村文化的优势内核、发展困境与振兴策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