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农村题材电影中的性别想象

西部农村题材电影中的性别想象

孟丽花1,2

1.山东师范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2.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摘要：中国的西部片缘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题材西部片在展示西部乡土风情、讲述西部农村故事的过程中，塑造了层次丰富的性别形象。《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身上既有作为传统伦理道德典范的传统面向，又带着作为乡土社会挑战者的带有现代意味的非传统面向，作为农村题材西部片中的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这一角色承载着农村题材西部片关于前现代农民的性别想象。

关键词：西部片 乡土社会 性别想象 现代

中国的西部片这一概念缘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自钟惦棐先生提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1]的倡议，四十年来，西部电影已经发展成为囊括警匪片、武侠片、喜剧片、公路片、爱情片等多元交叉的子类型的“电影家族”。与美国西部片聚焦于西进运动过程中白人移民与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种族冲突和利益纷争不同的是，中国的西部片首先是一个基于地域景观特色的概念，西部电影讲述发生在西部广阔地域内的故事，在展示西部独具特色的地域视觉景观、人文风情景观的同时，更要描画深植于黄土地上的华夏民族的精神之根，呈现黄河水孕育的中华儿女的民族性格。《人生》《老井》《黄土地》《野山》《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美丽的大脚》《惊蛰》《图雅的婚事》等都是优秀的农村题材西部片，这些作品秉承了中国电影对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不懈追求，塑造了生动鲜活的农村人物形象序列，在国内外知名电影节上屡获殊荣。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堪称农村题材西部片的代表作，作为农村题材西部片中“熟悉的陌生人”，秋菊的身上承载着农村题材西部电影中典型的性别想象。

一、传统面向——作为传统伦理道德典范的农村妇女

乡土题材西部片中的女性角色呈现在银幕上的形象首先是她的传统面向，即作为承载了传统伦理道德繁多要求的道德典范的农村妇女。她是孝顺的儿媳、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身上有这样一些鲜明的质素：勤劳、俭朴、善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以夫家为生活的重心，是为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成功询唤的贤妻良母。秋菊身上还表现出被传统价值观所褒奖的仁义、厚道、有骨气，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明确的主体意识。

作为农村题材西部片人物形象序列中“这一个”，秋菊身上表现出的这些隶属于传统面向的勤劳、善良、节俭、顾家、厚道、有骨气等等特质仅仅是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令人眼熟的一面，另一面则是非传统面向，即作为乡土世界挑战者的独特个体。

二、非传统面向——作为乡土社会挑战者的独特个体

秋菊更具标志性的特质不是作为传统伦理道德典范的传统面向，而是作为乡土世界挑战者的非传统面向。本片的编剧刘恒认为，这是“一个华北贫困山村的故事，一个现代农村少妇的故事，一个既幽默又严肃、 既轻松又沉重的故事。”[2]秋菊的言行举止中的确有非传统、反传统因而具备现代意味的质素。秋菊身上带有现代萌芽的质素表现在她对个人权利与尊严的执着追求，更体现在她在这一追求过程中进行的对传统伦理规约或曰乡土世界生存规则的超越尝试。

与快节奏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相较而言，乡村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节奏迟缓的乡土世界。在城市中通行的现代社会中用以规范人的行为、保障人的权利、协调人际关系的法律在乡土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被伦理规约“架空”。如费孝通所言，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一个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的有“自动秩序”的社会，“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3]在漫长的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形成并代代相传的传统伦理道德成为乡村世界里最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秋菊恰恰就是这一既有规则的挑战者。

庆来逞口舌之快，骂王善堂断子绝孙，从传统的“礼”的角度来看，作为晚辈的庆来出言不逊，被长辈拳脚教训，并不是什么新奇事。在“礼”主宰的服膺于传统规则的乡土社会，人们向来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乡邻之间的讼事的。打官司的秋菊挑战的恰恰是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差序格局以及上下有别的伦理序位，追求的是现代法治社会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秋菊几经周折终于讨来“说法”——王善堂因致人轻伤被拘留。然而秋菊是否就是一个自知自觉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现代农村少妇”？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本质，秋菊代表的仍是创作者对前现代农民的典型想象。

三、关于前现代农民的典型想象

现代性、现代社会、现代人是以现代概念为核心生成的概念丛。何谓现代意义上的人？“在前现代的经验文化模式下，绝大多数个体是按照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地生存。只有当个体超越纯粹的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阈限，同科学、技术、理性的自觉的精神再生产或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发生实质性的关联时，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断裂才实质性地发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才真正产生。”

[4]显然，秋菊是一个在前现代经验文化模式下生存的、按照经验和习俗自发行动的人，尚未进入“超越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的阈限”的现代范畴。她的不断出走、讨说法的一系列举动带着朦胧的现代意识，遗憾的是这举动背后潜藏着的是更深沉的前现代的小农观念。

首先来看秋菊讨说法的深层动机。

丈夫被踢伤后，秋菊最忧心的“咱肚子里的娃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别让村长这一脚“提前把咱给‘计划’了”；不论是找王善堂讨说法，还是找李公安主持公道，她一再强调的是“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秋菊执着地讨说法与王善堂踢伤庆来但自认不需要道歉的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前现代的农耕文化中牢不可破的传统观念——男丁才是香火的延续者。

再来看秋菊打官司的过程。

秋菊找到了市公安局，严局长对这起纠纷的处理与乡里的李公安大同小异，秋菊不接受但也茫然无措。严局长指引秋菊找律师走诉讼程序。秋菊对律师、代理、诉讼、上诉几乎一无所知，就这么稀里糊涂委托给了律师。官司打赢了，但秋菊并不是一个知法、懂法，自觉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现代公民。她仍然是那个想要个“说法”的质朴矇昧的农村妇女。

最后是秋菊讨到说法之后的反应。

秋菊难产，村长帮忙抬到医院，顺利诞下男婴。秋菊和庆来特地登门邀请村长喝满月酒，两家人用乡土社会里你来我往的“礼”冰释了前嫌。就在满月酒这一天王善堂被警察带走，得到消息的秋菊很是疑惑“我就是要个说法，我就没让他抓人，他咋把人抓走了呢？”她匆忙奔出家门，在歪歪扭扭的山路上循着警笛声追去……

影片结尾出现了张艺谋作品中经典的“女主角的奔跑”，只不过秋菊的奔跑与《红高粱》《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中的女性不同，她的驱动力不再是爱情，而是面对簇新的现代质素的困惑与无助。前现代的农民秋菊在徒步追赶被现代社会的标志物法律带着滚滚向前的不可名状的对象。这个对象是王善堂，也是他身上凝聚着的街坊邻居的情分，更是一个把前现代农民远远甩在身后的令秋菊倍感讶异的未来世界。

参考文献：

[1] 钟惦棐：《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电影新时代》，1984第5期。

[2] 罗雪莹：《写人·叙事·内涵：秋菊打官司访谈录》，《当代电影》，1992第6期。

[3]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3-84页。

[4] 衣俊卿：《现代性的纬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第4期。

作者信息：孟丽花，（1983.12- ），女，汉族，山东临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渭南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批评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专项(西部电影创作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研究.项目号：18JK0262）、渭南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艺大众化思想研究.项目号：2022ZS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