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庭坚对阮籍的接受及其文学意义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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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庭坚对阮籍的接受及其文学意义

韩茹梦,张圣妮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银川 750021)

摘要:黄庭坚不仅是宋诗的领军人物,而且也是宋诗走向成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黄庭坚之所以在宋代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其对前代诗文作家的学习与模仿是离不开的。其中阮籍对黄庭坚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诗歌创作中具体表现为对其典故的活用以及对隐晦曲折手法的继承与创新;在为人处世上则表现为疏解现实中的无奈与痛苦和对隐逸生活的渴望。因此,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为人处世都处处可见其对阮籍的接受。研究黄庭坚对阮籍的接受及其文学意义,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体味黄庭坚诗歌的深厚意蕴,而且还可以透视出宋代诗坛的整体性追求。

关键词:黄庭坚;阮籍,接受,文学意义

宋代是一个富有书卷气息的时代,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兴盛的风气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身处这一社会背景下的黄庭坚更是饱读圣贤之书,并在诗文创作中极其强调“脱胎换骨”和“点铁成金”的理论即要多读多学古人的书,善于从前人的文章诗句中汲取营养。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向称乱世,其诗歌上承先秦两汉,下启隋唐直至宋元明清,可以说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学古创作理论的指导下,黄庭坚必然会借鉴和继承魏晋诗歌中的精华部分,而黄庭坚在研究学习魏晋诗人及其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黄庭坚和阮籍又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体验,同时他又非常仰慕与钦佩阮籍那恣意任性的精神与人格,鉴于此,本文旨在从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入手,以阮籍为例,探究分析黄庭坚对其的接受及其文学意义。

一、黄庭坚对阮籍诗歌创作的接受

阮籍生活的年代,正是司马家族通过不择手段夺权后又进行高压统治的时期,此时的政治异常黑暗,而阮籍身处其中,除了以狂放不羁,放浪形骸来疏解外,没有别的途径。同样深受新旧党争迫害的黄庭坚因出世和入世的矛盾使他在痛苦的政治中也倍感压抑与煎熬。而阮籍的恣意任性正是黄庭坚所艳羡而求之不得的,因此黄庭坚把眼光投向了和他有着相似人生体验的阮籍身上,从阮籍身上找到了命运的契合点,从中汲取营养,聊以自慰从而获得精神解脱。因此黄庭坚的诗歌中处处有阮籍的身影,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对阮籍诗歌中典故的活用以及对其隐晦曲折手法的继承。

首先,黄庭坚对阮籍诗歌创作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其典故的活用上。在唐诗这座高山面前,宋人想要超越并展示出宋诗独有的新风貌,属实难上加难,但是宋人还是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大量运用典故并推陈出新是黄庭坚对宋诗的发展作出的有益尝试,也是其“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理论的具体应用。阮籍和黄庭坚虽然都处于类似的动荡政局中,但是阮籍却比黄庭坚恣意任性的多,他的不拘礼俗与放荡不羁正是黄庭坚所崇拜的,并把阮籍视作是自己异代的知己,故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提到阮籍,大量使用与之相关的典故,赋予其诗歌深厚的文化内涵。

黄庭坚非常喜爱在诗歌中于引用阮籍“青白眼”的典故,在黄庭坚的诗篇中共引用“青白眼”的典故有28处。根据《晋书•卷二十九•列传十九》的记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嫉之若仇。”[[1]]阮籍会做青白眼,见到崇尚礼义的世欲之士,就用白眼相对。嵇喜前来吊丧时,阮籍便用白眼看他,嵇喜很不高兴地退了出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听说之后,便带着酒,挟着琴造访了他,阮籍很高兴,便现出青眼。因此礼义世俗之士嫉恨他如仇人。当阮籍碰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平视这个人,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欣赏,这时人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黑黑的眼珠,倘若是他厌恶的人,他就会两眼一翻,连看也不看那个人,让人只能看到他的白眼珠。阮籍的“青白眼”体现了他放荡不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品格,而黄庭坚深受党争的迫害在现实中无法实践这种品格,故只能在诗歌中作无声的反抗与呐喊。

黄庭坚对阮籍“青白眼”这个典故的使用基本上都是遵循阮籍原本的意思——对世俗人的不同选择,即根据自己的善恶标准分别用“青眼”和“白眼”来对待不同的人。但是黄庭坚不满于对“青白眼”原意的使用,重新赋予了这个典故新的内涵。比如在《送王郎》这首诗的“千里江山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这一句中的青眼不是用来表达对世俗人喜欢,而是把它升华为对亲人矢志不渝的感情。虽然在这十几年中历经沧桑头发都已经变白了,但是亲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冲淡反而更加浓厚。还有《登快阁》中“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此处的“青眼”表现的是诗人有志难展、知音难寻的无奈和寂寞,唯一能“横”其“青眼”的就只有美酒,孤独之感跃然纸上。阮籍“青白眼”使用使黄庭坚的诗歌富有浓厚的情感与深邃的哲理,同时黄庭坚不仅仅拘泥于原意的使用,求新求变的精神使其诗歌形成了生新廉焊的艺术风格。

其次,黄庭坚对阮籍诗歌创作的接受,除了对典故的活用以外,还表现在对其隐晦曲折艺术手法的继承上。阮籍曲折隐晦的艺术手法的使用集中体现在其《咏怀诗》中,他的这组诗的典型特点就是象征性和隐蔽性很强,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第六》所表述的:“阮旨遥深”。

[[2]]阮籍诗的这一特点是由时代和自身两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阮籍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家族实施高压统治的时期,他非常反对司马氏的做法,但是自己又无可奈何也不敢公开反对,身处乱世之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要保全自己,因此他不仅在处世上非常谨慎小心,而且在作诗中也不直抒胸臆,而是靠隐晦曲折的方式来展现,以免给自己带来灾祸。

黄庭坚自进士及第后,命运不但没有垂青于这位年轻的有志之士,反而使他在仕途中不断地遭到贬谪,沉浮与痛苦的政治旋涡中。在激烈又残酷的党争中,他不得不把眼光投向阮籍,对其进行学习,学习他的谨慎行言以及在作诗时运用隐晦曲折的艺术手法,从而避免在政治上再遭迫害。如黄庭坚的《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中的“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一句借用了山简的典故,着意写出酒后的浪漫举动和醉中狂态,含蓄委婉但掷地有声的将诗人在当时社会中的挣扎无奈描绘地淋漓尽致,同时也曲折表达了诗人自己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二、黄庭坚对阮籍为人的推崇及接受

阮籍对黄庭坚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对黄庭坚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黄庭坚内心无比痛苦找不到出路的时候阮籍给予他的精神食粮是不可小觑的。黄庭坚在他的诗作中非常喜欢使用阮籍“青白眼”的典故,很大程度就来源于对其为人的推崇。与此同时,阮籍的文人精神与隐逸思想也为黄庭坚的苦闷的人生指明了方向。

黄庭坚对阮籍为人的推崇与接受,首先体现为对现实无奈的寄托与疏解。在上文的论述中谈到黄庭坚非常喜爱在诗歌中引用阮籍“青白眼”的典故,从表层上看是对阮籍能够“青白眼”的崇拜与仰慕,实际上是对现实无奈的一种寄托与疏解。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中的阮籍虽然能够在现实中给予世俗人青白眼,但是他的内心也是有苦难言的,心中积攒了着很多无可奈何的情感,他为了排解自己心中的愤懑,故而选择用杜康来麻醉自己,使自己暂时远离恼人的现实。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磊隗,故需酒浇之。’”[[3]]其中“磊隗”指的是胸中的不平之气。生活在动乱时代的阮籍出于迫不得已做官,与自己的初衷相违背,故内心久而久之积攒了很多不平之气,明明内心不满司马氏政权,但又不敢去抗争,因此只能靠酒来解愁。迫于生计而沉浮于政治斗争旋涡中的黄庭坚对阮籍的这一做法是非常赞同的。他在诗中也经常使用阮籍“酒浇磊隗”的典故,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通过阮籍胸中的不平来表达别人心中的不平,实际上是把自己心中的苦闷与无奈一吐为快。

黄庭坚《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中的“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认为黄斌老所画苍竹都因为胸中的抑郁不平而显得峥嵘;再比如黄庭坚《送王朗》中的“酒浇胸次之磊块,菊制短世之颓龄”说的也是王朗心中有许多不快,需要靠酒来浇之。黄庭坚如果不是自己胸中有磊块,他又怎么能体会到友人的不快,因为黄庭坚所处的环境的原因,他不能直抒胸臆,只能通过写友人的郁郁不平之气来抒发自己的惆怅以此寻求内心情感的释放,从而缓解在现实中的无奈与愤懑。

黄庭坚对阮籍为人的推崇与接受还体现在对隐逸生活的渴望。隐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文学创作时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隐逸思想主要表达的是避世归隐的思想。阮籍生不逢时,常常徘徊于隐与士的矛盾之间,对隐逸生活的渴望,可以看做是明哲保身,躲避祸患的一种选择。在司马氏实行高压的统治中,阮籍为了自保,常常远离朝堂。或在家读书或寄情于山水。《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4]]从表面上看,晋文帝想和阮籍结为亲家,实则是想重用阮籍,但是阮籍为了不仕竟然大醉六十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阮籍对功名利禄的不屑以及对隐逸生活的渴望。

这种对仕途功名的淡泊和对隐逸生活的渴望在黄庭坚身上有着十分明显的痕迹。黄庭坚初入仕途时,也恪守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但是黄庭坚被一贬再贬,从而产生了浓厚的隐逸想法。相传黄庭坚幼年所作的《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垄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首诗把牧童和长安名利客作对比,突出了对闲适生活的渴望以及对名利的轻视。再如黄庭坚《以酒渴爱江清作五小诗寄廖明略学士兼简初和》以“白眼视公卿”直接表达对功名利禄的厌倦之情。黄庭坚在《次韵答张沙河》中写道:“陇鸟入笼左右啄,终日思归碧山岑。” 把关在笼子的受拘束的陇鸟比喻成置身官场的自己,都渴望早日有一天能够回归自由自在的山水之中。与淡泊名利相匹配的则是隐逸情怀。黄庭坚在《登快阁》中的“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更是直接表明自己想要归隐的愿望,对隐逸生活充满了渴望。总而言之,黄庭坚虽然有归隐的想法,但是他面对的仍然是处于党争阴影下的现实生活,所以归隐只是慰劳疲惫心灵的美妙畅想,是精神上的自我愉悦。

三、 黄庭坚对阮籍接受的文学史意义

黄庭坚对阮籍的接受很大程度是受其心理因素的影响,因诗人与阮籍有着相似的人生体验,但是阮籍的恣意任性与洒脱是黄庭坚所不能复制的,故只能把这份仰慕与崇拜寄寓诗歌创作之中,聊以自慰,从而在精神上实现自我的解脱。黄庭坚对阮籍的接受其实更多源于人生无奈地安放,他将自己的苦闷与痛苦通过诗歌的语言来传递给世人,一方面可以疏解人生的无奈与痛苦,另一方面也使其诗歌具有深厚的意蕴,形成了自己诗歌独特的风格。

通过探究黄庭坚对阮籍诗歌创作的接受,我们可以看出宋诗在唐诗已经取得登峰造极的地位的时候是如何进行创新的,宋诗为此作出的积极回应就是对典故的活用,从而丰富了诗歌的意蕴,同时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文学诗派——江西诗派。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代诗坛的整体性追求即以平淡为美。通过探究黄庭坚对阮籍为人的推崇以及接受,我们可以窥见黄庭坚在生存环境不如意时,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诉求。同时他那种放荡不羁以及对隐逸生活的渴望为无数失意文人在隐与仕的选择上提供了一种范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宋)黄庭坚.刘琳等整理.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2](宋)黄庭坚著.陈永正,何泽棠注.山谷诗注续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吴晟.黄庭坚诗歌创作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

[5]李亚珍.比较视野下的黄庭坚诗学理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论与古典主义文学理论[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6]谢勇.黄庭坚隐逸诗及其隐逸思想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4.

[7]张承凤.论黄庭坚诗的艺术特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年第 7 期.

[8]傅璇琮.谈对黄庭坚诗的研究——《黄庭坚研究论文集》序[J].许昌师专学院(社会科学版),1990(1):66-69.

[9] (唐)房玄龄等:《晋书》(全十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361 页。

[10]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4页。

[11] (南朝)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634 页。

基金项目: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唐宋诗歌中的黄河主题书写研究”(项目号:YCX22003)。

作者简介:韩茹梦(1996年)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张圣妮(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