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结婚十年》中的女性地位

苏青《结婚十年》中的女性地位

郑二虎

周口文理职业学院   河南周口   466100

摘  要：在苏青的小说《结婚十年》中，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蕴，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这在于写作主体选择的一种二元对照叙事结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家庭地位的对照；第二，社会地位的对照；第三，心理地位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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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青的以女性为中心展开叙述的作品中，女性的命运常因受制于男性，呈现出悲剧的意蕴，而由此带来的女性生存问题，是无法逃避的一个话题。《结婚十年》中充满了二元对照的叙事结构，男女地位的差异在在这种清晰鲜明的不断对照中凸显出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受到了诸多不平等待遇，被动地走向生存困境。

本文通过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心理地位的三方对照，以期揭示《结婚十年》中男女地位的差异性，认识女性地位的悲剧性和女性生存的困境。

一、家庭地位

《结婚十年》通过婚恋题材，展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可能或必然遇到的艰难险阻，她们挣脱男性的束缚进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同时，更要承受来自家庭、社会和她们自身的压力。小说对徐崇贤、苏怀青夫妻在日常生活琐事的叙述，具有象征男性与女性冲突的特点。男、女地位的巨大差别，让女性常常抱有自我怀疑的态度。

“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的。”①这就昭示着，在由契约关系和血缘组成的中国传统家庭中，男女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地位，而“男尊女卑”可以说是对男女在家中地位的最好的概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早已形成了完整的礼仪规范，虽然礼仪之邦的涵义并非像字面义这么简单理解，“男尊女卑”的观念就是“礼”在家庭中的体现。《结婚十年》中，“礼”更多的是起到的压抑女性意识的作用，初为新娘的苏怀青大小便急切，但接亲的人未到不能脱身，无奈之下只能“翻身就枕”，这样看似低俗的情节发生在一个“知书达理”的小姐身上，显的荒唐，而在这个行为的背后，是传统婚俗礼制的束缚。哪怕是一个花轿，也是对女性的考验。“关好轿门，放好轿顶，花轿里便几乎全是漆黑的了，闷气煞人。脚下的铜炉一阵阵弥散出热气来，逼得人昏沉沉地，我生怕窒息了，移时反冤枉落个不贞的罪名。”② 在严格的婚礼习俗要求下，女性要么卑微地接受，要么冒着被“冤枉落个不贞的罪名”遵循个人意愿，没有可以缓和的地带。

男性则是大不相同了，除了必须完成与新娘拜堂的程序，其他的吃闹环节，与平日相差无几，甚至进洞房后只剩下夫妻二人，男性依然是那个“洒脱”的人。入洞房的夫妻，更像是“照章办事”，“好几次我故意挑逗他，但当他拢近身来的时候，我却疾言厉色的直嚷道：‘请不要触着我呀！’他似乎出乎意料的大吃一惊，踌躇半晌午，只得悻悻地默默走开了，我觉得很伤心。”③各种礼仪规范，让人连基本的人伦之情都难以尽情表达。夫妻之间是这样，血浓于水的母子也是这样。婚后的“我”觉得母亲渐渐地变得生疏起来。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我”对女儿只能生而不能养。女人的无奈与男性在礼仪规范中的洒脱态度，是“男尊女卑”在家庭地位上的鲜明表现。

二、社会地位

传统家庭中男女的生活，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女性极少有接触社会的机会。苏怀青的婆婆在家中是“母亲”，但在公公跟前依然不然逾越出家事半步，“公公只热心地同她谈着下一代及勉励他好自努力用工，他唯唯诺诺答应着，说了许多未来的大志，婆婆插不上口，只得自下厨房准备吃食去了”。④苏怀青曾走出家门找工作，但家中的琐事、领导同事的不理解及周围人的非议，让她最终不得不回归家庭。

社会虽然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但真正留给女性的并不大，女性的独立单纯靠一份工作不能解决。徐家的帮佣林妈妈和童妈妈，她们都是以女性的身分在社会中工作的女性，但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低下。备受丈夫毒打的林妈妈相较于苏怀青在丈夫发达后的境遇，相差无几。男性给女性一定的自主权，但要建立在男性权威得到充分体现的基础上的，比如徐崇贤对苏怀青投稿这件事的态度变化，就是在他获得物质带来的自足感以后。总之，对于深受传统“男尊女卑”观念观影响的女性而言，在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这两方面的认识，并不能让自己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命运的悲剧性，也就不能正视现有的生存困境，还需要对女性自身的心理进行定位。

三、心理地位

女性地位的悲剧性，体现在心理上，是女性将自己放在男性的从属位置上，忘记了自己也是女性的事实，缺乏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清醒认识。徐家的人认为女性价值体现在服从，而不是在找到工作上。所以在他们看来，苏怀青在工作上和婚姻上的失败都是她咎由自取。同样身为女性，杏英从来不以同情或支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嫂子，她把自己非议苏怀青的行为当成是对哥哥的负责，既然认定了嫂子做的都是无用功，那么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苏怀青婚姻的失败是一个悲剧。

苏怀青则对女性地位有自己的看法，在女儿微微出生之后，她没有把自己当作生产机器，当母亲还在为她生下女孩而宽慰她时，她在心里寻思，“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如果说在杏英、苏怀青的母亲以及婆婆的身上，体现了男性权威观念对女性心理上的同化，那么苏怀青则对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悲剧命运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仅如此，小说以“我”的女性视角进行叙述，在夫妻生活琐事中，“我”对丈夫的行为心理动机经常进行详细的解剖，对婚姻中男、女的不合理之处做了深刻的批判，以女性的视角勾勒出女性命运的悲哀，以理性的反思关照着女性的生存现状。“我不知道一般男人都如此呢，还是只有我的贤如此，她似乎不高兴我俨然学者的样子在家中看书看报。他愿意我故作懒孩子脾气，只好玩，爱打扮，好向他撒娇，而有事时则又须一本正经搭主妇架子，督促佣人清洁居室，买煮小菜，并且替他抄抄笔记，改改考卷之类。他不喜欢我有‘大志’，也不愿我向上好学，我想既然如此，当初又何必要娶个女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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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②苏青，苏青文集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③苏青，苏青文集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④苏青，苏青文集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⑤苏青，苏青文集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参考文献：

[1]苏青，苏青文集上册[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郑二虎（1991-），男，汉族，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助理讲师，周口文理职业学院，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