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新冠疫情对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杨诚毅

南开大学 30000

The influence of COVID-19 on family consumption behavior

摘  要：当前我国出现了消费不振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受疫情影响我国家庭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家庭消费行为的因素：1）宏观经济修复不及预期，微观复苏滞后于宏观；2）失业率提升导致家庭预期收入下降；3）房屋价格下降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4）居民消费观念变化，居民变得保守并且对于非必需消费品需求减少。最后，针对促进就业提高家庭收入、稳定房价以及提振消费者信心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消费的修复。

关键词：家庭；消费行为；预期收入；消费者信心

作者简介：杨诚毅（2001-），男，天津人，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8与2019年，我国消费保持着较快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均超过8%，并且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了120左右的高位，从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经济，特别是居民部门受到了较严重的冲击，2020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4%。疫情管控放开后，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修复，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但其增速相较于疫情前的水平出现了明显的放缓202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2%，2023年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3.1%。

近来，消费降级、通货紧缩等话题被学界广泛讨论，有多种因素导致了目前消费不景气的困境。首先，失业率的上升使家庭收入面临不确定性，并且其流动性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害。2023年第二季度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落至5.20%，攀升至超过20%，这两个数据显著高于疫情前同期5.00%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与低于12%的16-24岁人口失业率。收近年来房地产房地产政策与家庭需求的疲软影响，部分地区的房价出现了下降。2022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长-26.8%，2023年前两季度累计增长-2.8%。2023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27个，二手住宅同比上涨城市有6个。房价的下降恶化了家庭资产负债表并使得居民部门杠杆率重新呈现上升趋势。2020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由56.1%上升至62.2%，并在随后的两年内保持稳定。但2023年前两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再度上升1.6个百分点至63.5%。我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超前消费的现象减少了，非必需消费同样减少了，这可以从放开后餐饮行业的快速回暖与快速上涨的住户存款余额中看出，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增速的剪刀差反映了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2023年6月，住户活期存款余额为388178.19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7.58%；而住户定期及其他存款余额为943203.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21.53%。定期存款余额的快速增长反映了居民的短期消费意愿不足以及消费观念变得相对保守。并且cpi与消费者信心指数等指标处于低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消费水平增长乏力、内需不振。

消费、投资、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自2014年“扩大内需”的方针提出后，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稳步上升，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7.8%，到了2023年上半年这一数值已达到77.2%。受国际关系以及欧美需求不振影响，导致近来我国出口总额增长缓慢，2023年上半年度累计增长0.3%。更加凸显了我国居民消费对于促进经济内循环具有重大意义，若目前消费疲软的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则将使我国的GDP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同样也不利于我国人民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因此本文尝试分析疫情对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以摆脱在“后疫情”时期面临的消费不足的困境。

二、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新冠疫情对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一）收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宏观经济的表现通过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MPC）传导至微观的家庭部门。相关传统理论有凯恩斯的消费理论（Keynes，1936）、由终生可支配收入决定消费的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以及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Friedman, 1957）。凯恩斯认为消费是由当前的可支配收入决定的；莫迪利安尼认为消费者以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大满足为目标，其在工作时储蓄以在退休后消费；弗里德曼则认为收入可分为永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消费取决于可预期到的长期收入。Carroll 和 Kimball（1996）以及 Carroll（1997）。又有研究指出负向冲击对于家庭的消费行为影响大于正向冲击，即具有不对称性（Bunn et al.，2018； Christelis et al., 2019）。缓冲规模更少的家庭MPC受影响更大（Kaplan and Violante，2014）。王进会等（2021）认为暂时的负向收入冲击对于家庭消费选择的影响是相同规模正向冲击的4倍。李乐（2023）认为在家庭的金融脆弱性作用下家庭跨期消费选择对于当前收入支出水平的敏感性会提升。逯进等（2009）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认为，危机发生后物价由于惯性将暂时保持在高位运行，而失业率的上升引发家庭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规模的收缩。

（二）流动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认为我国居民受到流动性约束，加之较高的储蓄率，使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变得谨慎。Kaplan和Violante (2014) 将因为高流动性资产不足而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界定为HtM (hand to mouth) 消费者，为研究流动性异质性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新方法。Karger和Rajan（2020）研究了Covid-19 经济影响拨款（CARES Act）接收者的消费行为发现，受到拨款两周内HtM消费者的MPC为68%，显著高于非HtM消费者的23%。蒋涛等（2019）发现HtM家庭相较于非HtM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收入弹性，因此认为需要更加精准的消费刺激政策以更好地刺激消费。臧旭恒和张欣（2018）认为尽管住房提高了家庭的长期财富水平与财产性收入，却挤出了高流动性资产从而抑制了平滑跨期消费的能力，这种挤出是通过还贷压力实现的（裴育和徐炜锋，2017；李江一，2018；张雅淋等，2019）。张慧丽（2020）研究了流动性约束视角下短期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认为，流动性约束使居民消费低于理想状态，每一个百分点的消费信贷水平提升能够带动居民消费水平上升0.373个百分点。

（三）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由于房地产可用于抵押并且有着财富效应和资产效应，住房价格会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Campbell和Cocco（2007）研究了英国房价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发现，住房价格的上涨对于年轻租房者的消费基本没有影响。黄静和屠梅曾（2009）认为房地产财富可以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对于自有产权住房与租私人住房的家庭之间房地产财富效应在没有差异。Chen（2006）研究了瑞典1980-2004年的季度数据发现，居民消费与房地产价格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宋明月等（2023）分析了2015-2019年中国金融调查的追踪数据发现，住房资产对于城镇家庭的消费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在保持住房债务在一定限度内的情况下，住房资产可以将HtM家庭转化为非HtM家庭，从而释放家庭消费潜力。蒋涛等（2019）认为在静态的家庭资产配置下，尽管其中资产的流动性变化不显著，但其收益率却可能发生明显变化，家庭的资产配置会对其作出反应。臧旭恒和张欣（2018）认为无房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比例更高。

（四）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

蒋欣吟（2011）在就业收入水平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家庭对收入的预期会更为保守，进而导致在消费上更为谨慎。这一影响将体现在家庭储蓄率上升、消费预期不确定性增加、家庭设备购置减少以及购房需求不足。臧旭恒和姚健（2020）发现，随着正向暂时收入变化幅度的提高，高流动性资产越多的家庭消费变化幅度越小，而随着负向暂时收入变化幅度的提高，高流动性资产越多的家庭消费变化的幅度越大。李波和朱太辉（2022）认为高债务杠杆会使家庭在面临不确定性冲击时的财务脆弱性提升，进而产生对消费的抑制，而对于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并且在居民部门高债务杠杆的情况下通过信贷刺激消费增长的效果有限，因此扩大消费不宜过度依赖消费信贷。

三、疫情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

疫情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微观经济有待修复，而市场供给过剩使CPI处于低位；第二，居民收入增长不及预期，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第三，部分地区住房价格下降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第四，家庭消费行为变得更加保守，非必需消费减少，储蓄率提高。

（一）宏观修复不及预期

疫情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2023年初，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展现出了强劲的复苏势头。社零增速的下降反映了我国社会恢复常态化运行后，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内生动力不足主要源于家庭消费的不足，在三年疫情后家庭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下文将对导致其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

2021年后，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出下降趋势，2023年6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94.6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为93.50。说明对于工业品的需求不足，进而会影响到制造业企业的利润，并使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保持在低位。而工业品出场价格下降意味着在未来一段仍将保持低位，进而制造业企业没有动力扩大生产。

由于在疫情期间我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到位，而欧美发达国家受疫情以及供应链、就业等问题的困扰，我国接到了大量海外订单。受到2022年12月的疫情影响，2023年初我国外贸订单发生了转移，导致我国出口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另受中美关系影响，美国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打击中国相关企业并将订单转移至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导致我国出口对象发生了转移、产业升级进程受到了一定程度阻碍。

在美国不断加息的背景下，欧美等国需求不振的情况可能延续，并且有发生衰退的风险。而出口承压会导致我国产能相对过剩，在国内需求由于预期收入水平与流动性恶化的情况下使工业产品出厂价格下降，进而使CPI继续维持在低位。受需求不足影响，制造业企业盈利受损，在CPI维持在低位的情况下企业扩张动力不足，进一步延缓了经济复苏的进程。

此外，宏观经济的复苏需经多个环节才能传导至微观。因此居民部门的复苏具有时滞，在宏观数据回升后居民部门的消费才有可能提升。微观层面恢复不及预期，导致了居民部门消费不振。

（二）家庭预期收入下降

疫情爆发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速保持在6%左右，而疫情之后2020与2021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复合增速为4.65%，2022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2.9%。由于2022上半年基数较低，2023上半年5.8%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并不能说明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重回快车道。并且三年的可支配收入低增速可能降低了居民对长久收入的预期，加之近年来家庭流动性普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导致了目前消费不振的情况。

青年人作为消费的主力群体，其失业率的上升势必对我国消费造成负面冲击。疫情爆发后我国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青年失业率在短暂上升后又回落至低位。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仅通过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费的问题，并且其不能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灵活调整，从而会付出较大成本却收效一般。通过修复居民收入端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需要多个传导环节，发挥作用的时间较长。因此，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政策的时滞，并且针对流动性受损严重的家庭提供更多的帮扶以最大化政策的效用。

（三）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

住房是我国居民的重要资产，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9年的调查数据，我国家庭平均拥有的金融资产为150580元人民币，而平均拥有的非金融资产为1036919元人民币，其中住房资产平均值为834826元人民币，占家庭全部资产的约70%。并且房贷对于家庭的流动性具有挤出效应，2022年部分家庭由于收入变动而面临流动性问题，从而无力支付房贷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断供潮”，对银行造成了一定冲击。因此，住房价格的变动会对家庭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家庭的消费等诸多决策。

从资产负债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来看，为刺激家庭消费可以通过两种政策实现：第一，稳定房价在合理区间，防止出现大幅度下跌；第二，通过银行适当降低家庭还贷压力，如放宽还款期限或通过下调MLF利率以降低LPR最终降低每期贷款金额。

（四）居民消费观念变化

上文已经分析家庭面临的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预期收入下降以及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恶化等问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家庭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

首先，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受疫情影响从2022年2月120.50的高位迅速下降至当年5月的86.70的低位，并且在随后的一年内仅回升至95左右，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而在疫情爆发之初消费者信心指数仅从130.70的高位下降至121.20，并且在之后仍保持在高位。消费者信心指数恢复缓慢表明了我国居民家庭切实受到了冲击，并且对未来保持相对悲观预期，从而会改变消费行为。

其次，从居民存款结构来看，我国居民定期存款增速高于活期存款，在疫情初期，二者保持着同向变动并且增速的剪刀差保持在低位。疫情以来，央行通过降低准备金率、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及降低LPR等多种方式保持了市场上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在经历了一年半的疫情后，居民的消费观念开始变得更加保守，从而以定期存款代替部分消费或其他投资。

本文通过分析汽车与扫地机器人分析我国居民非必需消费品需求的变动情况。相似情况同样发生在如手机、冰箱、彩电等其他种类的非必需商品上，反映了我国居民非必需消费增长乏力。

作为相较于汽车更高端的消费品，扫地机器人的销量受居民收入与消费观念的影响更大。作为一种高端消费，扫地机器人销量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其消费升级的进程因疫情受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疫情对我国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以下因素造成了目前我国消费不振的问题：第一，宏观经济修复不及预期并且微观经济修复具有滞后性；第二，作为消费主力的青年群体失业率上升，家庭预期收入增速相较疫情前放缓；第三，部分地区住房价格下降，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第四，居民消费观念变化，储蓄率提升并且非必需消费减少，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增速剪刀差扩大反映了其短期消费欲望下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国消费仍可能保持低迷的状态，但属于疫情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至暗时刻”已经过去，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发生变化。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的修复过程中，疫情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不限于本文进行分析的部分，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本文分析的尺度与深度有待提升。鉴于在目前外需不振情形下消费对于拉动我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已有的分析并不多见，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我国消费的修复：

促进就业并稳定家庭收入，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就业。具体措施为：1）通过进一步落实对中小企业的减税让利以促进民营经济的活跃度从而增加就业岗位。2）深入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以此调动其对于工作的积极性并敢于消费。3）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失业保险保障失业者一段时间的生活水平。5）完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公平，提高高MPC群体收入。

稳定房价以改善家庭资产负债表，并适度减轻家庭的房贷压力。具体措施为：1）加强对房地产商的监管，规范其资金使用，减少“烂尾楼”的发生以提升居民对楼市的信心。2）在部分城市适度放开限购政策。3）通过货币政策降低MLF，传导至LPR减轻还贷压力。4）对位面临流动性困境的家庭适度放宽还款期限限制。

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增加其对于非必需消费品的需求。具体措施为：1）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提供不同的刺激政策，并且由于负面冲击对家庭消费影响大于正面冲击，刺激性政策的力度应当更大。2）提高信贷可得性，通过适度发放消费贷以平滑短期与长期消费。

五、参考文献

[1]蒋涛,董兵兵,张远.中国城镇家庭的资产配置与消费行为:理论与证据.金融研究,2019(11):133-152.

[2]臧旭恒,张欣.中国家庭资产配置与异质性消费者行为分析.经济研究,2018,53(03):21-34.

[3]贺洋,臧旭恒.家庭财富、消费异质性与消费潜力释放.经济学动态,2016(03):56-66.

[4]蒋欣吟.金融危机下家庭消费心理意识对扩大内需的影响.特区经济,2011(11):283-285.

[5]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Franco Modigliani, 1954, 1(1): 388-436.

作者简介：杨诚毅2001年7月16日男河北曲阳汉本科学生南开大学研究方向: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