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好人”的评议和推广活动时至今日，需要研究和说明“中国好人”之“好”的实质内涵。“好人”之“好”的标准应是“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其间，“真”是“好”的前提条件，“善”是“好”的价值所在，“美”是“好”的社会期待。跟进“中国好人”的评议活动开展相关理论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简介：＂道治＂理论的政治正当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道＂体虚无、＂道＂性＂无为＂所昭示的＂虚己无为＂、＂以不治为至治＂的治理理念;二是针对世俗＂有为＂政治所彰显出来的＂柔弱＂之治、＂无知＂之治、＂少私寡欲＂之治、素朴纯真之治和好静无事之治;三是治理目标上的＂无不为＂境界,核心是百姓＂自为＂。但＂道治＂也隐涵着三个基本的悖论：＂蔽于天而不知人＂、＂蔽于道而无以论术＂、＂蔽于君（无为）而少论民（自为）＂。

简介：义命之辨既是儒家对人的道德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儒家对人的生命之终极关怀。对此,孔子、孟子、荀子和《易传》儒者提出了＂知天命＂、＂正命＂、＂各正性命＂等观念。在先秦儒家看来,命固然是对人的客观限制,但同时,也正因为有它,才彰显了人的生命及其创造力之伟大,尤其是道德意志和道德实践对人的生命之重要意义。

简介：荀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论述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正论》篇里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概念。先秦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荣辱观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荣辱观主要通过荣誉感的激励功能与羞耻感的约束功能发挥其道德评价与选择功能。荀子以先义后利为荣，追求内在的义荣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简介：黄宗羲与王夫之作为明遗民,早年都曾强调夷夏之防。不过黄宗羲的夷夏观以文质论为思想根基,王夫之的夷夏观以义利之辨为哲学归宗。前者是对汉唐儒学开放型夷夏观的总结,后者是对宋明理学保守型夷夏观的深化。这就从思想上解释了为何黄宗羲晚年转而认可清廷,而王夫之则继续坚决抵抗。

简介：合成生物学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十大新技术领域之一，给生物技术产业带来了空前变革，但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风险，如何对其进行管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各国政府以及组织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伦理指导原则，但依然存在诸多管理问题。对此，有人提出自我管治才是合成生物学最好的出路。那么究竟自我管治是否可行？本文将梳理合成生物学的政策和伦理管治现状，分析存在的管理问题，介绍自我管治的经验，探析自我管治在合成生物学中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简介：民族道德的产生大致经历了人类道德的真空－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失误；民族道德的雏型－－氏族道德；氏族道德向民族道德过渡的桥梁－部落道德；民族道德的形成－民族道德等几个阶段。在人类民族道德史上，氏施道德是起点，部落道德是中间环节，民族道德是基于氏族道德和部落道德而生发出来的。抑或说，民族道德是踩着氏族道德和部落道德的肩膀而发展起来的。

简介：孔子的“义”内舍“仁”与“礼”两大因素，在外延上展开为“义德”、“义政”、“义利”三个方面。从幸福观一般原则的意义上看，孔子的义利观规定着幸福观的德性基调和现实品格，表现为重公利轻私利、重精神轻物欲的整体倾向，同时也客观地确认了功利的正当性。这种规定和确认是孔子在对现实生活的辩证分析中完成的。孔子的义利观探讨的不仅是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而且关乎理想人格的成就，“成人”意义上的义利观在内在和深层意义上确立了孔子德性幸福的基本原则。

简介：朱贻庭教授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基于当今中国现实，究天人之际，明古今通理，察源辨流，举纲张目，勾勒出现代“中国伦理学”轮廓体系。“中国伦理学”是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提出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用特殊的概念、义理逻辑、话语体系所表达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体系。“中国伦理学”似乎“说”的是中国“事”与“话”，实乃是从“中国”的角度“说”人类大家庭的普遍之“事”与“理”。“中国伦理学”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富有个性的精神活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伦理学”繁荣昌盛的光明大道。

简介：正确理解原初状态中立约人的特征对于理解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体系至关重要。判定正义原则与利己主义之间关系的关键在于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是否将自利原则视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价值，我们不能因为该理论承认立约人的理性选择的自利考虑而判定其是利己主义。任何企图从立约人合理性选择推出理性选择的思考进路，都是对原初状态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