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研究生命周期内的犯罪分布，可掌握犯罪人的性别和年龄特征。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和郑州金水区人民法院2010年所审理的2461个成年人犯罪案件显示，男性和女性在20岁左右达到犯罪最高峰。男性犯罪的多发段是20—24岁，25岁以后犯罪急剧减少；女性在20—28岁及37—41岁出现两次犯罪多发期。受财产犯罪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加，男性和女性犯罪呈显著下降趋势。然而，非财产犯罪中未发现男性与女性犯罪人的年龄对犯罪有影响。开展人口犯罪学研究，有助于了解犯罪人的群体特征和背景因素，从而有效管理和控制社会秩序。

简介：通过对关于中国大学生就业性别差异研究成果的系统回顾和综述，客观评价前人研究的学术得失，指出当前国内大学生就业性别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以及后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和思路。

简介：通过对三名女性流动人口生命故事的分析,探讨社会性别制度如何形塑农村女性的乡-城流动轨迹。父权制家庭对未婚女孩和已婚妇女的向外流动有不同的期待和态度。与此同时,女性向外流动的实现常常离不开女性社会关系网的支持。社会性别规范也决定着流动妇女的返乡,家庭再生产责任常常会中断女性流动在外的职业生涯。为了维护婚姻稳定,一些返乡妇女甘当丈夫的＂从属流动者＂,选择再次进城与丈夫团聚。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制度使女性在乡一城循环流动中处于弱势地位,自主权相当有限。

简介：本文通过介绍、分析最近出版的三本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著作对传统的战争/和平对立论提出了批评。这三本著作分别是安罗.辛西娅的《全球化与军国主义》（2007年）、戴维.罗伯茨的《人类的不安全》（2008年）以及劳拉.西奥伯格与卡隆.珍崔合著的《母亲、恶魔、妓女：妇女在国际政治中的暴力》（2008年）。借用这些著作中的观点,本文首先提出了如何理解全球政治中的暴力这一问题,并具体指出了主流研究方法中经常存在的忽视性别的学术盲区。

简介：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系的哈德逊教授通过对中国、印度、葡萄牙的调查研究,认为性别失调对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她的《光棍》一书因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各种讨论,本文结合各种批评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值得重视,但不应把这一因素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中孤立出来,得出性别失调直接导致社会动乱的结论。美国杨百翰大学政治学系的哈德逊教授研究认为,未婚男性数量增加会导致犯罪率升高。哈德逊教授通过历史事件对光棍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进而探析光棍与社会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她对比分析了中国、印度和葡萄牙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1851至1863年间的捻军叛乱是探讨性别失调和社会暴力的典型例子。19世纪华北地区性别比例极高,达到129∶100(男性∶女性)。19世纪上半叶,该地区环境恶劣,并且平均每三到四年就遭受一次水灾、旱灾或虫灾,许多人死于饥荒。人们很难把女孩嫁出去,因而很少生养女孩。结果,华北地区大量的男性至死未婚,有25%的男性根本结不了婚。那时,大约每1000名女婴中就有300名被杀害,长此以往的后果就是人口失衡,产生了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他们被迫变成无家可归的土匪,去绑架、偷窃、仇杀争斗。...

简介：吸纳社会性别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一条有效路径。一方面要借鉴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另一方面要整合社会性别研究的关注点。具体而言,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些特有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社会性别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原有概念内涵的扩大,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内容;社会性别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已有理论内容的扩展和补充,将促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

简介：女大学生由于自身生理性别及社会性别的特点及局限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被用人单位排斥甚至歧视,引起了针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性别歧视,这种性别歧视不仅会对女大学生自身产生消极作用,还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影响,是一种有违法律公平、正义原则的违法行为。消除针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性别歧视,建立并完善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是关键,因为通过扩展生育保险制度的主体适用范围,强化生育保险中职工、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水平等,可以从根本上降低用人单位雇佣女大学生的性别成本,减轻用人单位的经济负担,使女大学生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就业和竞争,同时,也能实现生育保险法律制度保护女性生育权的初衷。

简介：一、引言自2009年以来,＂快速时尚＂（fastfashion）一词作为流行语广泛流传。其灵感来源于快餐店＂点餐-迅速提供商品＂的流程,以低廉的价格和快速的循环来提供商品。换言之,快速时尚可以在当季对商品进行设计和生产,它强调差别化,可以从消费者的视角看到流行的最前端。

简介：

简介：<正>关于民族形成于何时的问题,国內外学者讨论已久。而原始社会是否具备民族的条件并形成民族,又是各家爭鸣的焦点。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研究,互相促进,集思广益,使问题的探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笔者学习各家成果,研究有关的历史和经典著作,谨就原始社会民族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其基本特征作一简要的综合历史分析,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以求

简介：以解析犯罪现象为核心的犯罪学，其理论的重心是犯罪原因的揭示，类型研究将对象限于特定的局部，不能构建犯罪的宏观理论，中国的犯罪学呼唤深刻的理论，离不开其独特的视角，应该以独特的视角，构建对犯罪的深刻解析。

简介：以上海、北京的百货业售货员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探究青年售货员的性别意识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婚姻状况、户籍、文化程度、社会网络对社会性别意识有显著影响,不同的社会网络对性别意识有不同影响。研究还发现,参加化妆培训和礼仪培训能促进性别意识现代化;销售技巧培训会削弱性别意识。

简介：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认为，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这八个特征又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简介：当前广州青年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珠三角的优化发展以及巩固提升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等关键节点。全面认识其价值观的现状、特点,对于制定青年政策,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发挥其作为社会建设生力军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从总体上看,广州青年呈现出积极的政治价值观以及较高的社会道德和法制观念;社会价值观方面表现出传统、现代、后现代取向的复杂;人生价值取向上更加务实;择业观上主要考虑主体性因素;择偶观则追求精神层面的契合。广州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建构促进青年价值观不断优化的支持体系,促进积极的青年发展。

简介：<正>一、努力发展社会生产为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恩格斯指出: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历史唯物论揭示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便要求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它可以突破阻碍它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换来新的生产关系与它来适应。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篇第二章中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消除现存社会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发明出来,而应

简介：本文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出发,使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反恐情报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汇总,总结了十年时间里我国反恐情报研究的结构特征以及热点性的问题。

简介：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在俄罗斯以“新社会主义”之名兴起,已经成为俄罗斯第二大政治力量,并出现了各种新的特质,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它的存在和发展深刻影响到俄罗斯当今政治生活。虽尚处于发展之中,但“新社会主义”提出的二些建设性意见,将对俄罗斯社会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简介：网络青年意见领袖按照职业领域可以分为青年媒体人、青年公众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开明官员和青年公务员等类型，按照活动场域可以分为论坛青年意见领袖、微博青年意见领袖和SNS年意见领袖等类型。作为众声喧哗时代话语权力强势的“新意见阶层”，这一群体普遍呈现出来源分布广泛、喜爱分享观点、人格魅力四射以及日益“去匿名化”等特质，他们通过提供信源、分析释疑、示范引导、组织动员在公共舆论事件的萌芽期、扩散期、高潮期和消退期等诸阶段都显著影响了青年社会心理和公众舆论走向，成为后喻文化时代青年社会生力军作用的有力诠释。政府和共青团组织要有效识别和联络民间青年意见领袖，积极培养体制内网络青年意见达人，以建构网上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实现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

简介：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为探讨不同类型未成年犯的人格特征，研究采用问卷法对225名不同犯罪类型的未成年犯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抢劫罪和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的未成年犯其暴力倾向显著高于强奸罪的未成年犯，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的未成年犯在情绪波动和犯罪思维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强奸罪的未成年犯；抢劫罪、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的未成年犯在人格各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混合罪未成年犯的焦虑程度显著低于抢劫罪的未成年犯，其情绪波动程度显著低于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的未成年犯，与强奸罪未成年犯在人格各维度上无显著差异。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建议改革我国现行的性犯罪立法，可从根源上降低未成年人强奸罪的发生率；制定未成年犯教育矫治策略，应基于其不同人格特征；健全个体的人格，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犯罪预防和矫治的良好切入点。

简介：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而言的,是与主文化相疏离甚至背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通过对当代西方亚文化典型现象的分析和梳理,可以看出亚文化有其鲜明的特征：相对于主文化的独立性、形态的多样性、发展的间断性、快速变化的时尚性、边缘性和反叛性等。本文认为,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西方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的转向,呈现出碎片化、异质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