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因和最明显的表现.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涌动着权力扩张的暗流.与以往依靠武力等暴力手段不同,全球化中的权力扩张更为隐秘,更具欺骗性.西方某些国家以全球治理论作为理论工具,以经济一体化和文化渗透为手段来达到扩张的目的.

简介：在2015年11月8日缅甸全国大选中，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LD，以下简称“民盟”）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带来了缅甸第二阶段的政治转型。民盟赢得了议会491个民选议席（7个镇区被取消）中的390个（占79.4％），由军方支持的执政党--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以下简称“巩发党”）--在大选中惨败。

简介：欧盟的决策机制是一种特殊的多元制度安排，涉及委员会、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其中委员会享有动议权，而理事会享有决策权。欧洲议会最初只有咨询权，经过一系列的权力演进，欧洲议会逐步获得了预算权和参与立法权。阿姆斯特丹条约引入的“共同决定”(co-decision)机制赋予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平等的立法权。欧洲党团在欧洲议会第一次普选前夕纷纷成立，经过多次调整形成了现在的几大党团。本文分析欧洲议会权力的演进与欧洲党团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问是相互促进的。欧洲议会权力的扩大诱发了欧洲党团的形成，而欧洲党团的形成提高了欧洲议会的决策效率，从而提高了欧洲议会在机构问决策中(inter-institutionaldecision-making)的作用。

简介：依托全球化和区域-体化,权力转移的进程不断加快,多中心的国际权力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在多中心体系下,权力转移进程呈现出权力扩散、权力分解、特定议题上权力分配的不对称三种特点.这三种特点也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中中等大国的行为.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彰显了印度作为中等大国在权力转移进程中的行为方式,也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利益诉求.对于印度与上海合作组织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与对方的预期达成-致,从而为推动双方的发展与进步创造条件.

简介：本文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012年12月1日在“21世纪世界权力结构中的俄罗斯”年度国际会议暨“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立20周年、《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创刊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对于国际关系体系未来发展及俄罗斯对外政策原则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拉夫罗夫认为，世界正经历深刻变化，未来世界将是多极格局，单极霸权主义没有前途。他还阐明了俄罗斯应如何应对新的形势。

简介：当代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程度很高,而且有自己的特色,即不仅女议员、女总统、女部长比例较高,而且政治家的妻女也拥有较大权力,其女性权力参与可分为正式权力参与和非正式权力参与,两者都有合法的渠道和机制.菲律宾女性权力参与又与家族政治密切相关,在缺乏民主的威权时期,女性更多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参与权力政治,主要起辅助、补充、配合的角色.在民主转型时代,民主选举加上家族政治,大大促进了政治家族的女性参与正式权力领域.但是,家族政治本身就是与民主政治相对立的,实际上,家族政治是菲律宾政治发展的一个毒瘤,阻碍了菲律宾民主政治的成熟,也降低了普通公民,尤其是普通妇女群体参与权力政治的可能性,最终阻碍了女性政治参与的进一步提升.

简介：2009年以来，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功建成，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中国与东盟仍然经历了严重的信任危机。通过对中国东盟长达20年的信任关系建构历程进行回顾，文章试图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东盟信任关系的建构这一理论问题。在对现有理论要素进行折中主义整合并且补充之后，文章从权力格局失衡以及东盟国家心理调适需要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与东盟20年来信任关系建构的互动进程，并对当前中国外交应对周边小国信任危机提出政策建议。

简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简介：本文系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foraNewAmericanSecurity，CNAS）2016年末出版的政策简报。该报告分析了中美在南海地区的竞争与合作，并提出了经济、军事、外交和规则四大参照系，以帮助美国政策制定者更为全面地理解南海地区事务。本文还根据竞争与合作的程度。列举了影响中美安全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七大议题。本文最后提出，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美国应该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接触，发挥地区盟友及伙伴国的力量。以及在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加强地缘经济工具的使用。

简介：历时一年有余的东亚金融危机,其影响早已超越了纯经济范畴,它已表明,金融资源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权力资源,金融权力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的,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在危机的演变过程中,中美日三国显示了各自的金融权力,并对东亚经济安全产生了不同影响。

简介：在东盟国家,政府热衷于使用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其国内工业并避免降低关税而造成大量的收入损失。这是导致以往试图加强成员国之间贸易联系然而其影响却很有限的原因之一。例如,非关税壁垒的普遍使用以及大量商品项目被作为例外商品,使得东盟的特惠贸易安排备受影响。不过最近达成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有将非关税壁垒与关税一并撤销的一些条款。尽管如此,由于有些非关税壁垒可能难以发现和确定,因此,非关税壁垒仍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简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更迭,尤其是权力转移,常常与（军事）冲突相伴.权力转移理论对此现象做出了分析,却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因此可以在大国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非正式多边安全治理机制,以缓和目前全球权力更迭出现的紧张局势.19世纪的欧洲协调机制,以共同的规范和程序为基础,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文章以现代大国协调机制为框架,探索管控未来权力更迭的可行性,并借此为权力转移理论补充了两点新内容：衰落霸权国对未来秩序的（不）满意情绪的重要性;以更广泛的大国多边合作框架,取代权力转移理论传统的双边“决斗”情势.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机制化的权力转移管控。

简介：卫生问题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人的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挑战。传统的国际卫生合作基于功能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一种基于全球治理的更为开放、更具合作性的国际卫生合作方式正在诞生，卫生治理不再被主权国家行为体置于传统外交议题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全球外交的重要议题。卫生外交体现出外交关注人本身或“人的安全”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外交伦理取向正在成为当今外交界的共识。中国和美国作为医疗外交行为体的两个典型国家，其医疗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索。

简介：俄罗斯在从国有化经济向私有制转轨过程中，经济结构的重组引发了社会结构和教育结构的重组。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都在转轨的背景下，俄罗斯出现大量的非国立学校，它们已成为当今俄罗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受限于薄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通过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试图取得优势。美国则借中菲南海争端,通过巩固与菲律宾的同盟关系维护自身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但是由于两国在南海问题中立场与利益的不同,以及中美、中菲关系的结构性差异,美国无法完全按照菲律宾的利益行事。除了有限地帮助菲律宾提升防御能力,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是宣传性的,即制造出美国十分重视盟友利益、菲律宾在与中国的南海争端中有美国帮衬的表象,其目的是迷惑中国对局势的判断并且限制中国的政策选项。所以在外交术的分类中,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既是军事性也是宣传性外交术。加强美菲同盟的策略没有改变南海问题现状,中美关系或中菲关系的整体发展也没有因此受到阻碍。通过权力运用观下一国获得对他国权力的条件考察加强美菲同盟这一策略,可得出菲律宾未能通过该策略在南海问题中获得对中国的优势。但是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在国际政治中菲律宾积极超越自身不足的主动性。

简介：

简介：1976年越南武力统一的实现不单是因为美国从越南的撤军，也是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对越南统一问题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地区硬权力结构、地区软权力结构、国家硬权力结构以及国家软权力结构六个因素的比较分析，离析出了武力统一模式的重要因素“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以及武力统一模式的关键因素“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从而论证复合权力结构影响越南武力统一进程的研究假设。该结论对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介：前言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的加强在经济方面尤为显著。2001年中国与东盟同意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并于3年后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有了大幅增加。贸易额从2003年的600亿美元骤增至2008年的1970亿美元（增加228％），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1996年5月8—22日,江泽民主席首次出访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非洲6国,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盛大、隆重、热烈的欢迎。在访问中,江主席同上述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非统和阿盟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和正式会谈,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性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非统组织总部,江主席发表了关于中国对非政策的长篇演讲,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赞赏。访问期间,中国政府同6国政府签署了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协定、协议、意向书和备忘录共23个。江主席的非洲之行实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圆满成功。现将非洲6国政要对此访的重大意义、丰硕成果及希望建议等有关言论摘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