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还奢望的是,在你作为律师为一个被告人辩护时,当你作为法官决定一个犯罪人的生死时,如果还能依稀想起当年考试中出现过的悲剧人物,由此让你在辩护时多一点耐心,在判处死刑时多一点斟酌,那么这次考试就是有意义的。作为老师,夫复何求呢。——车浩四个小时的考试,说长很长,说短却也很短。也许多年之后,天南海北的我们还能够想起在大二的某一个下午,我们曾经一起考过一场四个多小时的考试,还能想起那春夏秋冬、东南西北的无比鲜活而又无比悲喜的

简介：我工作的第一家公司是个大集团，公司的茶水间很大，每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的那半个小时，士们喜欢泡绿茶，茶水间很是热闹，男女士们喜欢泡花茶。每次洗杯子时，他们总是把杯子里前一天的茶叶，还有枸杞、红枣等，直接往水槽里一倒，不一会儿，水槽就堵住了，于是有人开始大喊：“清洁阿姨，过来啊!”

简介：老人跌倒“扶不扶”？数年来成了社会热门话题。有的认为该扶，不扶良心上过不去。有的认为好人难当，弄不好会惹麻烦。有主张先留证据，立此存照，然后再扶，以防意外。最近，又冒出个“扶老人险”，引发舆论的关注。“究竟是为好人撑腰，还是借机炒作”，舆论也是众口不一。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

简介：市场思维在高等教育领域扩大化的试练,缘于高等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及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外部效应、技术性与体制性垄断、信息不对称、机会与结果分配不公平等属性与特征。学生资助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以及资源配置方式,能够保障教育消费者的权益,维护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它是政府补充教育公共物品,应对公共选择的一项重要政府干预制度。

简介：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式,特别是近两年来频发的暴恐事件,依法反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人们生活安定的迫切需要。2014年我国正式启动专门的反恐立法工作,2015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通过。回顾中国的反恐立法与实践,此部专门反恐法律的出台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结合联合国以及各国反恐立法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反恐立法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有很大意义,亦有助于我国反恐策略选择。

简介：合同对第三人也能够产生保护作用的现象在比较法上不乏其例,但其规范方式则存在不同做法,作为介乎于合同法与侵权法之间的法律现象,只有结合具体法律制度背景才能对其做出有意义的评判。从法律实证的角度看,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均未承认合同对第三人的保护作用。由于侵权责任法在保护民事权益方面业已提供了充分的救济渠道,故我国没有引入德国式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合同的制度需要。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基于其独特的工具价值,可以在对第三人提供超出侵权法的更为便利或优厚的合同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在中国现行法体系下,应当肯定其存在价值。

简介：我国羁押巡视试点及相关实践存在类型单一、规范性欠缺、长效性不足等问题。羁押巡视试点与实践的外生性注定了在我国建设羁押巡视制度不能闭门造车。然而域外羁押巡视制度内容丰富,共性与个性并存,成效与缺陷并存,一时难以作出选择。未来我国羁押巡视制度的建设与其陷入选择上的纠结,不如开放性地尝试国外多元化的制度形式,确立三个层次的目标：近期目标为多元化制度实践的引入;中期目标为国家预防机制的创设;远期目标为羁押巡视中国模式的创建与衍射。同时,以羁押巡视制度的比较为契机,反思新时代比较研究研究方法的有效运用,至少应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理论论证与实践试错的关系、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关系以及法律移植与法律输出的关系。

简介：审执分离体制的构建,要从民事执行的本质出发,以权利救济理论为基础,围绕提高执行效率和规制执行行为设计具体的制度,目的是要在确保权利人实现权利的同时平衡保护义务人的基本人权。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审执分离改革的基本要求,那么,由法院授权实施型的审执分离体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简介：我国合伙制度的立法规制以民商合一为基本立法逻辑,但随着《合伙企业法》的颁布,司法实践中合伙规制逻辑从民商合一转向了民商分立.民商关系之争导致民法法典化进程中对合伙制度的定位出现偏差,民商事合伙区分标准的可非议性使得民商事合伙本身的识别产生困难.在我国民法法典化的进程中应当借鉴英美国家的登记制度构建民商合一逻辑下的统一合伙规制模式,即以登记作为界分点,当事人申请登记为有限合伙的,适用民法典有限合伙之规定.未登记的,统一适用民法典普通合伙之规定.

简介：“司法”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在我国法治体系内特指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行为。司法部作为负责司法行政事务的机构,简单地以“司法”二字冠之,必然与真正行使司法权的机构相混淆。在深化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厘清司法行政机构的定位并提出为之更名的参考建议,尤为必要。

简介：在现行规范下,案外人权益保障可通过执行异议之诉、撤销之诉和申请再审予以实现。案外人的权益在“诉讼前和诉讼中”“裁判后执行前”“执行程序”三个阶段均会受到侵害。于不同的阶段,案外人的救济选择亦有所不同,保障路径的多样化使案外人面临权益保障路径之选择困境。为此,笔者立足于解释论,以“诉讼前与诉讼中”“裁判后执行前”“执行程序”为主线,对案外人救济途径的路线选择进行梳理,厘清不同的案外人可行的救济路径及相互关系。在“诉讼前和诉讼中”阶段,案外人的救济选择在诉讼程序和保障机制中有所不同。在“裁判后执行前”阶段,第三人和必要共同诉讼人的救济路径不同,前者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后者为申请再审。并且,《审判监督程序解释》第5条之规定仍有适用的空间。在“执行程序”阶段,案外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可以申请复议。案外人仅对执行标的有异议,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和提起确权之诉。案外人不仅对执行标的错误提出异议,亦对执行依据的错误有异议,救济路径表现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程序之竞合,案外人只能择其一而不可二者兼有之。

简介：面对大数据洪流,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反应,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场商业革命,它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模式,正以几何级数提升财富的积累.社会学家认为,大数据挖掘会伤害到人类对幸福的感知,电子信息无时无处不准确记录人们的行为轨迹,带给人们的是记忆的烦恼和不能被遗忘的担忧.法学家则形成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应该受到严格的控制,除传统的隐私保护外,互联网环境下人们更需要一种'不被打扰的权利';另一种观点是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是互联网经济的必然趋势,各国都在争夺数据资源,过多限制数据的利用会错失发展机会.我国刚刚颁布的《网络安全法》从基础设施安全角度出发对个人数据的利用和跨境传输做了限制性规定,而在《民法典草案》中,曾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客体,放在了知识产权项下,之后一稿又将其删除,足见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确定性.将数据信息作为一种积极趋利的权利还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权利,立法者也在摇摆不定.本文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出发,分析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信息的必然性及规范性,区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保护重点和个人信息数据库的财产权保护重点,探讨大数据时代平衡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的适度立法.

简介：关于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离模式选取的意见观点不一,阻滞了改革的深化推进。经对S省A市五个县区法院的实证考察发现,现行审执配置模式下,“重审轻执”观念盛行,审执工作质效欠佳,各界对执行工作的司法满意度偏低。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审执权力配置的改革实践,均未能有效破除执行难和执行乱难题。借鉴域外审执配置经验,提出审判权与执行权实质分离的改革模式,并从权力属性差异、审执质效提升、人力资源优化、司法公信树立、司法廉洁保障等多个角度作应然性论证。

简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经济活动依托互联网展开。互联网提高了跨境交易效率,但同时也把以个人信息保护为重点的交易安全问题提到公众面前。个人信息保护带有强烈的属地色彩,但信息跨境流动使得我们又不得不关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由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差异,导致该领域依靠硬法进行国际合作的障碍较多。因此,从互联网时代软法的受让性和长期以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软法实践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选择以软法为路径展开合作的可行性。进而,站在中国立场上提出以软法为路径“软硬兼施、内外联动”的主张,力图明确我国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国际合作领域的可行性路径,发挥我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作用,从而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简介：我国没有在《继承法》中规定遗嘱执行人的权责,导致实践中即使立遗嘱人指定了遗嘱执行人,其亦无法完成遗嘱所指定的执行任务。学界多主张赋予遗嘱执行人管理遗产的权利,英美法赋予遗嘱执行人以管理清算权责;大陆法系的法国仅赋予监督保全之权责;采当然继承模式的日本法建立了以管理清算为核心的遗嘱执行人的权责,却在实践中引发了与继承人管理清算权责的冲突。我国在遗嘱执行人权责内容的立法选择上,应注意避免日本法上的问题,可由立遗嘱人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赋予遗嘱执行人管理清算抑或监督保全之权责;在立遗嘱人未予明确时,法定遗嘱执行人的权责为监督保全,以避免和继承人的权责发生冲突。

简介：我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新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亲属法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变革,亲属法学作为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的理论凝练,就不可能不重视其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婚姻家庭法治应以回应社会现实为己任。关于亲属法在回归民法典的路上如何保持自身的特性,立法价值选择是一个重大问题,应予厘清和重视。作为分支体系的亲属法在价值取向上与民法典具有一致性,但只是其中的一面,兼具社会法的属性,对家庭和意义的强调应超出对个人主义的主张。

简介：有关机关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提起的海洋环境诉讼，其所保护的客体是环境公共利益，因此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据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框架，海洋环境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与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都有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资格，其中又以海洋环境行政机关为优。因海上油污损害引起的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兼具海事与环境公益双重性质，应同时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与环境公益诉讼特别程序，两者乃互补关系，而非竞合关系。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证明责任问题上，除了在因果关系上应继续适用证明责任倒置这样的减轻证明责任措施外，还应当进一步减轻原告方的证明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由法院酌定损害赔偿数额。

简介：省高院举行2014年度全省法院重点调研课题结项验收报告会。省高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家慧，海南大学副校长王崇敏等院内外八位专家组成评审团对调研课题成果进行结项验收，各课题组汇报人向与会专家评委详细报告了课题研究计划执行情况。评委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提出了公正客观的评审意见，点评了课题研究的不足之处。张家慧副院长指出了课题的值得肯定之处，并要求各课题组：一是课题研究尽量能够做到三个一：成就一批人才，解决一个问题，推动一项改革。二是参会的课题组成员要向课题主持人汇报验收会的情况，特别是专家组的意见、建议，再进行修改，提交审定过关了才能结项。三是还要进一步加强成果的转化，要将成果落到实处，解决实际问题。张家慧副院长对2015年全省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简介：在死刑裁量过程中,对犯罪人选择何种死刑适用方式,〔1〕是由犯罪人实施的犯罪事实及相应证据决定的。根据对死刑判决书的解读,可以直观地绘制出基本的案件事实,而且这些案件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知的。死刑裁判书是整个司法活动的＂精华＂,详细、准确地记录了被告人实施犯罪、被害人被害的全过程,并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予依法、恰当的惩罚,对被害人的被害给予最大限度的＂抚慰＂,是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主要依据。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中的显性因素〔2〕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显性因素,犯罪原因、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其二是犯罪情节。根据对样本分析,在审判实践中,死刑适用方式选择上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犯罪原因的区分功能失效、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失范、、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失衡,量刑情节调节功能发挥失常,情节的边界模糊、功能混乱、裁量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