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序,是规范行政行为、坚持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行政程序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10多年来,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先后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等多部重要的程序性法律。

简介：猥亵儿童罪是指故意对儿童以除奸淫幼女之外的方式进行性侵犯的行为。猥亵儿童罪不是倾向犯，刺激、满足性欲是根据社会性观念和儿童性禁忌的客观判断，而非行为人主观动机判断。猥亵儿童与奸淫幼女的危害程度相近，一般应定性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之“当众”应坚守“当着众人面”文义，不应过分扩张解释。刑法对猥亵儿童罪加重事由的规定脱离性侵儿童犯罪现实，应当完善，增加“多人或多次”和“情节恶劣”的加重事由。

简介：本文说明了新闻发言人的定义和内涵，重点澄清了一些相关的基本概念，阐述了新闻发言人的一些基本常识。

简介：互联网应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样,它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是经济转型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报告、十三五规划建议以及《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均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

简介：政府管制经常不合理地为企业反竞争行为提供便利；甚至直接授权或强制企业从事反竞争行为，豁免其反垄断责任。企业在面临反垄断制裁时，往往会以此作为抗辩。要排除不合理管制的影响又不至于削弱合理管制的效力，就必须在一个严密的分析架构之下，对管制领域内企业反竞争行为进行有效执法。法理分析和先进法域的经验总结表明：执法首先要审查管制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同时，应避免执法危及管制法的确定性。这一分析思路，为在法治框架下推进我国反垄断法在管制领域的适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操作指引。

简介：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基本法》的解释充满了解释主体、解释体制、解释技术和方法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按原意方法解释基本法,特区法院按照其普通法传统解释基本法,从而导致解释结果的差异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解释方法的不同与其所处的体制并非简单对应关系,两者从技术层面仍有较大空间化解因释法方法的差异性引发的冲突。现阶段基本法解释的冲突协调依赖于基本法解释的基础制度构造,主要体现为特区法院自身的司法建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程序规则的完善。

简介：法律输出跟随者是指在竞争性的法律输出博弈或市场上，或者在特定的法律输出关系或个案中，居于跟随地位的法律输出方，其法律输出的战略主要有紧密跟随战略、距离跟随战略和选择跟随战略。紧密跟随战略的要义是突出仿效、保持低调、避免冲突；距离跟随战略的要义是跟随为主、保持距离、适当担责；选择跟随战略的要义是利则跟随、注重创新、避免竞争。正确的战略是跟随型法律输出成功的前提条件。

简介：人民检察院直接提起的“首例”行政公益诉讼,展示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等党的纲领性文件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巨大推动作用,也显现了法律规范缺失导致司法实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通过借鉴多国公益诉讼的立法例和对我国提出行政公益诉讼的依据分析,公益诉讼的界定采取个案判断法更为可取,当前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在个案中采取排除法、二分判断法和限定领域法进行判断.通过对该案的反思,应当尽快明确人民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案件的启动方式及前置程序.

简介：《庄子·列御寇》有则寓言:"朱评漫学屠龙于支离益,殚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朱某耗尽家财,苦练3年,学得屠龙术,出山后却发现天下本无龙,英雄无用武之地,杀猪杀羊的活儿又上不了手,所学不能致以实用,这是何等的悲哀!但现在这种悲哀仍在上演着,法科学生毕业后,不会讯问、询问,不会记笔录,不会处理案件,耗时耗财4年甚至更长时间,学到的也许是像屠龙术这种可以独赏

简介：孙凤鸣，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人，197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至2007年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工作，2007年至201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工作，任副巡视员、副厅长，2012年起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2015年2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简介：香港基本法第24条旨在回答，谁、通过何种程序、符合何种条件才能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其主体部分可以分为作为操作性条款的第2款和作为授权性条款的第3款。在这一功能分区解释的基础上，所谓的居留权案件就可以区分为“为了居留权”的案件和“关于居留权”的案件，前者提出的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主体范围的问题，取决于对第24条操作性条款的解释，后者提出的才是居留权的保护程度和限制限度的问题，取决于对授权性条款的解释。而之所以第24条通常被定位为人权条款，在于解释者未能自觉把握在基本法所承诺的法制连续性背后所发生的宪制革命或“根本规范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