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过去三十年中,企业组织形态的发展结合了传统合伙上的契约自由和传统公司上的债权人权利模式。法学者对这类新的组织形态更像合伙还是更像公司各持己见。持更类似合伙观点的人认为契约自由的程度是传统公司和合伙形式的本质区别,而持相反见解的学者则认为债权人权利模式才是区别之关键。本文作者赞同后者。我们通过检视企业实体演变的过程来揭示:公司中传统刚性规则对债权人权利保护有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保护投资者的替代制度的发展,公司对刚性规则的需求日衰,而对契约自由的需求则日盛。本文中,作者首先讨论了企业实体演变的历史,侧重于讨论债权人保护在演变中的主要作用。随后,作者认为,尽管在讨论债权人保护以及公司与合伙的区别时,法学者总是将注意力放在有限责任上,但区别公司与合伙的主要特征在于"人格屏蔽"——指将公司财产分配给享有不同权利的不同类型债权人。在讨论强的人格屏蔽的重要性——公司而非合伙的特征——以及该制度如何完善有限责任之后,作者得出结论:新的企业组织形态是强的人格屏蔽扩展到受较少限制的企业实体的过程的产物,因此新的组织形态应视为公司的衍生而非合伙。

简介：<正>目次一、间接正犯概述二、间接正犯行为媒介类型的具体分析三、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限制一、间接正犯概述间接正犯(指称人的德语表述是MittelbarerT(?)ter,指称犯罪形态的是mitteibareT(?)terschaft),是指以利用他人作为"犯罪工具"(Werkzeug)来实现犯罪的人或犯罪形态。在间接正犯情况下,行为支配的先决条件是,整个

简介：<正>作为舶来品的"媒介审判"在中国大地上广受诟病,特别是新闻学界对这一现象的"悔悟"最为透彻,一时间,对媒介审判的各种"预防"、"治理"、"对策"和"措施"等声音不绝于耳。新闻学界毫无门派之私的法治意识令人钦佩,但若因此认为媒介审判必然会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进而严格限制媒介权利,则是忽视了基本的传播学理论,无视司法制度和言

简介：婚姻家庭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它为繁衍人类、发展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婚姻家庭就受到越来越激烈的冲击，这种冲击首先发生在西方社会，而后逐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西方国家离婚率居高不下和发展中国家离婚率逐步上扬。是当今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我国是一个婚姻家庭观念很强的国家，与西方社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

简介：

简介：对被害人的研究是对社会犯罪现象的一个研究角度，犯罪与被害都不是一个绝对静止的概念，二者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研究被害人的心理演变，提高防范被害的意识，减少被害的发生，亦即减少了犯罪的发生。

简介：<正>一、前言(一)分歧的定义台湾地西I)现行的"刑法典"虽然对于"间接正犯"(mittelbareT(?)terschaft)这种正犯类型未设明文规定,但学说及实务长久以来均几乎一致地认肯此一概念。尽管如此,翻开台湾地区内的刑法教科书,却可发现大家对于间接正犯这个概念所下的定

简介：对女性问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性别误解，树立正确的性别印象。这就需要用“性别误解”这一概念取代“性别歧视”，目的在于变性别等级为性别差异。广告和影视作品中流露的“性别误解”，强化或改变了受众的性别印象，而受众的性别印象又是媒介表达的动力和来源。在这个过程中，媒介起了强大的作用，因此也承担着主要的责任。性别误解不仅仅是女性自身发展的障碍，也阻碍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可以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促进女性性别误解的改变，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简介：刑罚功能是刑罚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近年来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似乎陷入瓶颈期，关注度也较少，本文试图从传统的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到法社会学，再进一步到犯罪社会学视角下的刑罚功能进行考究，探索从经历了纯粹法学思维，法学理论主导下的功能说，到适当考量社会因素的功能说，再到完全将其放在社会大环境下，充分考量社会变量的功能说，见证社会选择下刑罚功能观的发展历程。借鉴社会研究的分析方法，以社会本体为考量基准，揭示刑罚在控制犯罪，维持社会有序运转过程中所实现的独立的社会价值，体现社会选择的必然性，并由此论述对我国通说的刑罚功能观的可资借鉴之处。

简介：

简介：媒介生态是指媒介、社会、受众三者之间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其间始终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永无休止的矛盾和摩擦。这些摩擦会导致媒介生态系统的失衡，最终导致三者利益的损害。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植入新闻公评人这一“调和剂”，如果他能充分发挥作用，则可以造成媒介生态的循环往复渐变上升的更新，这种更新导致了媒介本身的自我变形和再生，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飞跃和受众认识世界手段的更新。

简介：新闻媒介──即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采集、编写和播发新闻的机构卷入侵害名誉权诉讼，是我国近年来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热点问题。作为社会舆论监督的机构，新闻媒介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其笔触必然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披露和传播的新闻，特别是社会新闻和批评性新闻．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误或引起新闻涉及的当事人（以下简称“新闻相对人”）误解，形成侵害名誉权纠纷以致酿成诉讼是很难避免的。莎士比亚在其名剧《奥赛罗》中，借剧中人伊阿谷之口讲道：“无论男人女人，名誉是他们灵魂中最切身的珍宝。”现在各文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在法律上明文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新闻相对人认为名誉权遭到侵害，随时

简介：<正>传媒与法院担负着不同的社会使命,实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传媒是传达民意、表达民主的喉舌,而法院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强力机关。"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两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社会正义。因而,传媒与法院有良性互

简介：通过对美国“私人检察长”制度、法国的越权之诉、日本的民众诉讼等外国典型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考察发现，国外行政公益诉讼有如下发展趋势：诉讼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司法审查范围不断宽泛，寻求行政权规制等维护的平衡。

简介：法实证主义作为现当代西方重要的法哲学学群，同时具备繁复而共同的理论推演及冗长却连贯的问题历史。多个共同命题之联合构成稳定的“命题群”，由此可以瞥见其社会事实、（社会）规则、分离、权威等命题的步步推进及精心论证。加之由边沁、奥斯丁到哈特、拉兹及其后世经典著作家的贡献，此一“命题群”具备由观念史、前史、现代以至“粗糙”“精致”、分裂与深化的捍卫素材与历史纵深。通过对法实证主义问题意识、历史逻辑、理论贡献等进路整体上的论述，以及对学圈内重大争论与挑战的分析复现，大致可以呈现其历史演变之一般规律。而这完全可能有益于我们对于法实证主义理论及其现当代走向的认识与判断。

简介：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美国司法和学术界如何在大众传播时代思考和保护言论自由。通过对RedLion案和Tornillio案判决以及学界相关讨论的分析与梳理，本文指出美国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自由思考模式：“街头发言者”模式和“基于媒介”模式。这两种模式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大众媒体身份的认定：究竟是将其视作一个特殊的“发言者”还是人们交流与传播的“媒介”？面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本文通过时RedLion案后一系列涉及广播、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因特网）的判决的分析，指出“基于媒介”模式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的选择。在这一模式下，无论是广播、有线电视还是新兴的互联网，其身份都首先被认定为“媒介”而非“发言者”。在此基础之上，最高法院在具体个案中采取了“基于媒介”的分析进路，即主张应根据不同媒介的属性来适用不同的言论自由标准和原则。最后，本文试图勾勒出言论自由在网络时代可能的发展趋势。在“基于媒介”模式下，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高度“可规制性”，言论自由斗争的中心和战场会逐渐转向作为媒介和技术情境的互联网上，对言论媒介的规制和控制将会日益影响甚至主宰言论自由的未来。

简介：罗马法是现代民事法律的起源,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在罗马法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其萌芽也并未贯穿罗马法律史的始终。在古典时代,公民的私人权利开始萌芽,并逐渐脱离家父权的支配,直接成为城邦法律上的权利和城邦生活的一部分。在罗马晚期,家父权在法律上的残余开始向封建特权演变。这种演变在后古典时代通过家父权自身的变质进行,而在早期拜占庭时期则脱离了传统的家父权范畴,形成了违背旧的罗马法原则的封建特权和以这种特权的存在为特征的封建家庭关系。

简介：清末法律改革全面引进西方法律,瓦解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和传统律学,中国的法律及法学走上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法治理论是中国近代法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当前我们法理学重要的学术遗产。中国近代法治理论在传统法家理论和西方现代法治理论的夹缝中艰难地形成,近代中国学者从"什么是法治"、"为什么要实行法治"及"怎样实现法治"等方面出发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治理论,并沿着不断脱离法家思想而采纳西方法治理论的方向演化,初步勾勒了中国的法治蓝图。

简介：<正>在我国采用或者介绍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著作中,通常将"构成要件"理解为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第一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中的"构成要件",其乃是犯罪成立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这基本上也是德国和日本刑法学的理解,没有问题,正如德国学者罗克辛(Roxin)教授在一本刑法入门书中写道:"只需要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乃是可罚性的首要条件,即已足够。"不过,之所以在我国产生三阶层和四要件之争,以及之所以在大陆法系刑法学中会出现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之间乃至和罪责之间关系的变化,和德国刑法学中构成要件论的演变有紧密关系。为了理解构成要件究竟是什么,并把握相应争论的背景,有必要梳理德国刑法学中构成要件论的演变。只有把握住了历史,才可认知现在。仅当如此,我们对构成要件论的理解才能达到一定的深

简介：<正>一、合并条例前的"早期阶段"1957年的《欧共体条约》不包括任何控制合并的具体条款,尽管欧共体委员会很快在1966年认识到某种欧共体合并控制是必要的,但是成员国一直不愿意将权力让渡给欧共体,且成员国根本没有就合并控制的必要性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利用《欧共体条约》的第82条及81条来防止通过接管和收购获得其他企业的控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