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和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专门组织起草了《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尚存有可供商榷之处,本文试从主体、客体、内容的角度找出其中的不足,并试图从厘清个体工商户的主体地位并强化作为自然人的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的相应标准并统一包装物的称呼为＂被使用后的包装物＂、包装物回收利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实施离不开责任措施的保障等方面提出完善《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简介：法院对干预司法的涉案材料允许接收、转交、批办的习惯做法，实际上为干预司法提供了制度通道，法院内部已有的登记备案制基本上流于形式。我们应换一种全新的思路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就是在舍议庭、承办法官与干预司法的涉案材料之间建立信息隔离即防火墙制度，只要不是通过法定程序由当事人、律师、证人、公诉机关或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材料，合议庭、承办法官一律不得接收。

简介：公共物品是每个人随处都能见到的,对于其使用上存在的种种情形值得大家深思。从私人物品到公共物品,使用率越来越高,损坏率也呈正向变化。本文通过对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冲水装置从使用到被破坏的分析,认为在公共物品的使用上既要加强制度的约束,处理好管理者的职责定位,又需要更多地从模式的设置着手,以减少违背初衷的事情。

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知识产权保护应秉持怎样的价值理念是法院在审理区中国内知识产权案件面临的首要问题。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的要求并不会改变法院管辖、程序法的普适性适用。知识产权实体法律、尤其是对侵权行为的实体评判尺度也应得到普适的适用。我们也不应为便利贸易的自由化而放松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在维护区内外适法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以已经加入、待加入的多边或双边条约为目标，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手段，在实体评判尺度上，可结合国内的政策需要谨慎做出统一的适法性安排。

简介：《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一方面肯定均未交付时登记可先于一般债权人取得特殊动产的所有权,一方面又规定交付优先于登记取得物之所有权。交付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小于登记产生的物权变动公示效力,法律却规定交付的买受人优先于登记的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显然违背了法理。登记的公示效力具有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仅登记不为交付亦可产生物权变动效力且该变动具有对抗效力;登记对抗的实质是对物权变动相对人未为登记时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优先取得物权的提醒。间接交付不转移物的实际占有的情形下,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大大减损。因而,有必要根据交付的形式区分善意取得的具体构成,以达到均衡当事人之间利益的目的。

简介：基于编制原则与功能定位，不动产登记簿册的统一取决于实体法上不动产概念及其物权关系的构造。就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地关系”，建筑物不论是否采取区分所有形式，均应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其共有份额一起，共同作为不可分之“元素”而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处分行为之客体；在建建筑物只能成为建设用地使用权或其共有份额的重要成分，只能以后者来构建相关物权关系。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一体”制度，进而在赋予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准土地”之身份后，才能实施真正的“房地合体”登记，实现我国不动产登记簿册的实质统一。

简介：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简介：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科学的核心部分。只有将“刑法的任务是维护法规范的效力”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互场，才能合理地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才能使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种规范论的刑法教义学，要重视解释者个人的先见，更要重视解释者群体的经验，要让解释结论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使解释结论建互在不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之上。

简介：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庭前会议机制作为连接起诉和审理之间的中间程序，但因为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欠缺可操作性，该机制在适用中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司法现状。为了有效对接立法与实践，应从司法实务的需求角度，给予庭前会议准确的程序定位，进而完善实施规则，明确法律效力。

简介：我们这一代法学研究者经历和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司法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曲折历程。2000年2月,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举办的有关司法改革的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曾做过题为《司法改革的现状与问题》的发言,在充分肯定司法机关改革实践的同时,指出：首先,司法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配置以及司法功能的定位,并关系到整个国家结构和体制,需要调动国家和社会的大量政治资源和财政投入。

简介：本文运用财政社会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对财政为什么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及中国在此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提出该命题的原因做了理论阐释，并从税收和公共支出两个方面的法律约束、政府支出责任的确认、财政问责制的形成、央地之间合理的财政关系，以及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公平正义等方面，对我国当前财税领域的若干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做出了分析论证。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财政是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媒介，只有把财政问题上升到这个综合性极强的理论高度，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构和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才是现实的和可能的。

简介：对“投资”定义是国际投资仲裁实现管辖的基础，但其欠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明确且一致的定义，因此仲裁庭在管辖中必须对此进行解释。自Fedax案与Salini案以来，仲裁庭运用多种方法解释投资，体现了投资定义扩张化趋势。投资定义扩张一方面反映了促进投资自由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东道国外资管制造成冲击，便利外国投资者滥用投资仲裁乃至影响国际投资法治基础。中国作为接纳外资的传统大国与新兴投资大国，其对内经济管辖与对外投资利益等权益也会因“投资”扩张锋芒而受损。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仲裁实践中日益扩张的投资定义实现合理限制，从而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共赢并维护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利益。

简介：邪教对社会的危害巨大,除了少数创立邪教的组织者是别有用心外,大部分成员实质上是受害者,他们在邪教组织者的蛊惑和控制下越出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轨道。家庭作为个体最基本的生活环境,在防范和处置邪教问题中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从家庭结构、关系、功能的角度,分析正常的社会人成为潜在信众,继而被邪化为邪教成员的过程和原因,挖掘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在防范和处置邪教中所能起到的作用,通过切断途径、对症下药,探讨使正常社会人不堕入邪教的深渊,使邪教成员回归正常生活的对策和方法。

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已在稳定而有效地运行,而且也已具有比较全面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但是,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目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对中国经济立法（包括地方性经济立法的）影响等等,似乎还存在某些表述和认识上的不足。本文拟从世界经济、国际经济法和中国立法体制等角度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以期有助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而有效的管理。笔者认为,那种认为自贸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立法权,应当在自贸区实行独立的行政法治,在自贸区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机关等观点不仅缺乏理性与科学依据,而且对自贸区的法制建设和成功运行是不利的。

简介：纪委和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反腐败的两大支柱,在反腐败工作中面临协作机制不畅通、协作规定不健全的问题,检察机关和纪委在反腐败协作中,应该在各自独立自主、恪守法律基础上,探索建立协作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关注大要案的相互协助问题,以期在协作中互相之间形成监督,从而建立起高效有力的相互协作制度。纪委和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的协作问题,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由于纪委在党内政治地位高于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往往不能完全落实。检察机关在反腐败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和纪委的关系,以达到法律和政治的平衡。同时,纪委的反腐败活动也在逐渐规范化、法律化,从长远来看,纪委和检察机关的反腐败协作必然是一个法治化的进程。

简介：限制代表人身自由和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时,要注意走出以下三个误区:一、走出限制代表人身自由就是要羁押代表的误区——限制措施有多种多样限制代表人身自由就是对代表采取强制措施.根据代表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限制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人身自由要由该级人代会主席团或者人大常委会许可.我国多部法律都对强制措施有具体规定.如刑事诉讼法中的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传染病防治法中的强制隔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决定中的强制集中教育,集会游行示威法中的强行遣返,警察法中的留置等等,这些都是强制措施.

简介：自远古到西周时期为中国法制起源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制和秩序,虽为后世中国法制和秩序肇定了雏形,但不无原朴、草创、蛮昧、多禁忌的早期特质。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和秩序的基本旨趣与特征,可以概括为彰显天命天法、追求天人沟通,重视血缘纽带、注重敦睦亲族,注重庶人参政、忆恋原始民主,强调顺俗为治、注重礼法习惯,以政治法律为兵戎之延伸等五个方面。进一步阐析中华法制与秩序的早期特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个性或民族精神的认知。

简介：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简介：几年来,西安市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工作完善了城市功能,改善了人居环境,全面提升了城市现代化水平,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据不完全统计,群众财产性收入平均增加57倍;"十一五"期间改造工作带动全社会经济总产出增加1800多亿元,实现生产总值600多亿元,占到同期全市生产总值增量的3成以上;通过实施改造,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全市已整村拆除的154个城中村中,腾迁土地约4.36万亩,占到同期全市土地腾迁量17.89万亩的24.4％,为西安铁路北客站、新行政中心、地铁等一批国家和省市重点项目提供建设用地1.93万亩,提供储备用地8089亩;通过实施改造,彻底改变了人居环境,36.84万城中村和棚户区群众喜迁新居,逐步融入现代都市生活之中.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分别亲临我市视察指导改造工作."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安置先行、利民益民"的西安模式,为全国城市改造工作创新了思路、积累了经验.

简介：2013年,洛川公路管理段在延安公路局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开展“公路日常养护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活动,实施“精细化养护、规划化管理、标准化服务”,努力提高养护管理水平和公路养护质量.经过全段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使用全段的公路养护质量得到了很好的提高,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目标任务.1-10月份,共清理塌方约4750方,修补坑槽930平米,整修绿化平台78万平米,修剪行道树、灌木8.6万棵,补修浆砌水沟620方,疏通涵洞、清理边沟735公里.各项工程质量合格率均为100％,单点抽查合格率均为94％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