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壮举。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履行善治。履行善治需要涵盖五大基本要素：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共治是善治的优势,自治是善治的基础,法治是善治的核心,德治是善治的保障。

简介：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简介：关于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民诉法学界，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曾将其进行了归纳整理，列举出九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司法行政手段说；2、制裁说；3、排除手段说；4、强制手段说；5、强制教育方法说；6、强制教育手段说；7、强制手段和强制教育方法说；8、强制或处罚手段说；9、有制裁性的强制手段、教育手段说。

简介：明初重典治吏的主要措施肖光辉，黄晓明明太祖即位不久，即用“重典治吏”，这是明代别于封建社会其它各朝代而独具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明太祖重典治吏的得失，史家评述甚多，但对朱元璋重典治吏的措施却缺乏系统的总结。今梳理有关典籍，将其重典治吏的主要措施归纳为以下...

简介：一、问题的源起由于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圈,传统中国和葡萄牙属于异质的法律文明。然而,“大航海时代”以后,尤其是1553年之后,这两种来自于不同文明的异质法律文化之间开始产生了接触。由此,两种法律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葡萄牙法律文化是西方法律文化的代表,中葡法律文化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差异一旦发生接触,碰撞和冲突便接踵而至,而这正是不同的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碰撞与冲突之中,不同的法律文化得以认识到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进而实现法律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中西这两种异质的法律文化在澳门地区经历了从交往到冲突、再从冲突到消解、又由消解最终走向融合的一个客观过程。澳门法律正是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碰撞与融合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简介：<正>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发表之后,全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在思想上、工作上、自身建设上适应形势的需要,跟上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更好地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这是摆在各级政法机关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新课题。在此情况下,尤其需要全面、正确、深刻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实质,用辩证的观点去观

简介：

简介：步入16世纪后,明王朝由盛转衰。经济上,皇帝与王公贵戚以建立“皇庄”的方式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税收来源迅速减少。自耕农失去土地,生活陷入贫困,转变为流民,不但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冲击着社会稳定。政治上,自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君主专制不断加强,宦官干政愈演愈烈,“厂卫”机构对士大夫群体的非正常执法,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中央政府的政治威信日益衰微。1510年甘肃的安化王寞繙发动叛乱,1519年南昌的宁王朱庚濠起兵自立。军事上,自明朝建政以来,边礓问题就从未中断,因而西北、西南屡有军情。

简介：<正>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要对直播庭审说三道四了。目前全国已有40多家地方电视台开办了直播庭审节目,范围不可谓不广。而中央电视台1998年7月11日直播“1998中国电影第一大案”,更是给予这一做法一次重量级的肯定。各类媒体对此亦是好评如潮。诚然,直播庭审既是一次极佳的普法教育活动,也是一种极好的法制宣传方式,其

简介：<正>法律史是一个国家历史的侧面,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法律,也就无法全面了解这个国家历史的全部。其他国家如此,美国就更是如此。美国法律在其国家历史上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美国法学界著名学者伯纳德·施瓦茨这样评价说,美国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不在它的技术、经济和文化方面作出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手段。这是对美国法律中的权力制衡思想的评价,也是整个美国法律的评价。人们甚至可以说,在其他国家,权力之争由武装部队来解决,在美国,则是主要由法学者组成的大军来解决的。

简介：十九大报告立足人民利益,明确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囿于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资源等多样因素,我国刑法治理模式的工具色彩仍然较浓,难以契合新时代社会治理要求,严重掣肘我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亟待依托十九大报告共建共治共享精神变革刑法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共建"精神要求刑法治理方式从"强调刑罚威慑效应"转型"多元手段协同治理";"共治"精神要求刑法治理功能实现从"‘威慑+惩罚’型的被动守法"转向"‘认同+合作’型的主动守法";"共享"精神要求刑法治理理念从"工具主义刑法观"转变"人本主义刑法观"。

简介：在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发展，公共治理的兴起，公域之治中的软法规则越来越多，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软法是指遵循共同的法律价值，制定或认可主体多元化且不依赖国家强制力实施，但具有一定事实约束力的行为规则的总和。软法对现实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当下还存在大量的非理性的软法现象，对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构成很大的威胁。必须以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为目标，“认真对待软法”，不断完善软法。为此，当前首先是要转变法律观念，把软法纳入法学的研究视野。软法必须受制于宪政精神与法治原则，实现软法生成与实施的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软法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简介：治理问题是永恒的——让同一块领土上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共同生活在内外和平及持久繁荣之中。经济学家关心的治理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与机会成本的计算；社会学家关心的治理问题是保证高速发展的社会不至于断裂、文化不至于凋零；法学家关心的治理问题是维护社会正义、调和公共利益、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本文既是从公法的角度考虑治理问题的，又是以治理的视野观察公法的。因为，公法制度与治理问题无疑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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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清代州县衙门的组织架构与制度安排,以及牧令缺乏行政技能和法律知识的状况,导致了＂官箴书＂和幕友的大量出现。清代著名幕友和循吏汪辉祖撰写的《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被幕友和牧令视为＂官箴书＂中的典范。这两本书在清代中国流传广泛,影响巨大,其主要传播方式包括口传、抄本和刊印;而他人的引述、摘录与汇编,也对书籍的传播和阅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推荐、赠予和购买情况来看,这两本书在当时应该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阅读与接受。严格说来,清代＂官箴书＂是特殊意义上的总结和阐述州县实务知识的书籍,具有经验性与实践性的特征。＂官箴书＂的广泛传播与阅读,也导致了州县牧令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问题上形成了相对的一致性。

简介：本文在分析我国“特色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改革以来管理实践中“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异化问题，进而分析了现代“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管理实践中的建设问题。

简介：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上,论述了稳定的基本内涵及其与改革、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指出我们需要的稳定是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的全面的持久的稳定.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改革变动,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活力;在改革变动中求新的稳定,才能长治久安.民主促进稳定,但这只有在一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才能做到,民主与稳定、自由与安全是存在一些矛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稳定必然要牺牲民主;相反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会有真正的社会稳定.维护稳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维护稳定的法制.应当是立足于民主和改革的法制.

简介：社会管理创新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应当体现为司法方式的转变，而功利主义的引入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在司法的空间内衍生出软性司法，软性司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和谐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价值具有一致性，软性司法在补缺硬性司法漏洞、民意聚拢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成为与硬性司法并行不悖的司法手段。

简介：一、引言《磨镜》〔1〕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如果不知道所“磨”之镜乃高悬之“秦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位女权主义者描绘女同性恋的著作-在中国古代,所谓“磨镜”原本指的是因女同性恋双方有同样的身体结构,似乎在中间放置了一面镜子而在厮磨。如果说明是“秦镜高悬”的话,便可避免这种误会。《西京杂记》中记载秦代咸阳宫“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硋……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2〕秦镜可洞察人性善恶,是非曲直,以镜喻官,则判案公正廉明,不徇私情。以镜为鉴,法尚平直;所磨之镜,便是教导培育修齐治平经国理事的理想的法律人。《磨镜》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虽然是在探讨理想的法学教育,但并非是针对当下法律院系具体课程制度利弊之研析,亦非站在中西比较的层面分析不同法系具体教育设置的问题,而是经由法史学层面检视传统中国法学教育与传统法律观念对于法律人培养之优劣,与当下相映照,以收比较之效,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意见与建议,辨析何为真正的“法律人”,探究何为法之精义与法律人之德性,如何在治事与治国层面上成就法律人之治。

简介：当社会的秩序遭到破坏,当国家的主权受到威胁,在此等紧急状态下,行政机关的紧急权力应该依然受法律规范,还是应该具有超越法律的行政特权？以康德哲学为基础的规范主义僵化地把法律规范看作是绝对的、无例外的和至高无上的,这样不具灵活性的进路在应对紧急状态下国家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时往往缺乏建设性。另一方面,虽然施米特对规范主义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的观点焊接了规范与现实,存在着严重的绝对主义倾向。在此背景下,很多西方学者采用了一个＂中庸＂的哲学观点：他们在洛克的特权理论中找到了国家面对危机时的灵活性,同时又以洛克的法学理论保障了法治在平常状态下的优先性。洛克的理论既有规范主义的元素,同时又允许紧急状态下行政权力在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扩张,看似两边讨好,其实却存在内部逻辑的不一致与规范上的不稳定。总的来说,这三方的观点均不能为紧急状态下的法治与行政特权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