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强制措施应采取更宽泛的界定，包括现行立法上的“强制性措施”。从侦查权所具有的侵犯人权的天然倾向、权力享有者易滥用权力的规律及权力制约的有效性等方面考虑，应强化强制措施的外部控制。这也是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强制措施外部控制应由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法院也应有所作为，并从事前、事中和事后控制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简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李忠诚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保留强制措施原有框架的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认真研究修改后的强制措施，对于正确执行新刑事诉讼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2008年6月1日我国首部《禁毒法》正式实施，该法取消了劳动教养戒毒，将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统一为强制隔离戒毒，这对于我国延续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一次巨大冲击，也是《禁毒法》中一项重大立法突破。从目前广西强制隔离戒毒现状看，尚存在较多突出问题，凸显强制隔离戒毒跟进检察监督机制的必要性，进而探索强化检察监督的现实途径。

简介：强制措施的修改与适用（续）李忠诚三、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责令其不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并遵守有关规定的强制措施。（一）监视居住修改的主要内容１．将指定区域改为住处或指定...

简介：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存在着办案质量不高、执法不严、保障人权意识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失监督和监督不严,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尤为必要和重要。

简介：刑事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立法设计和司法适用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民主、科学和文明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上难以平衡,应当制约对人、对物及对隐私权的强制手段,改造现行刑事强制措施,逐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加强司法救济机制,强化司法权力及公民权利对侦查权的制约。

简介：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对其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程序、解除和制约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仍有一些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这些问题有赖于通过制定有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以利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

简介：“强制采样”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无明确规定，立法只规定了“人身检查”制度，然而违背当事人意愿提取人身检材的现象在实践中却普遍存在。实证考查发现：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强制采样的权力运作不当，执法人员对采样的适用程序和做法不一。通过比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在分类、程序与做法、发动要件等方面的差异，发现我国强制采样处分分类笼统、启动条件宽泛、审批环节阀如，强制采样所获之鉴定意见却普遍被采纳。我国强制采样之完善必须实现“发现真实”和“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实现强制采样行为的必要控制，实现“鉴定客体化”向“鉴定主体化”的地位转变。

简介：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是检察官为了获取证据或者控制被追诉人而具有的强制处分的权能，包括决定权、执行权。从检察官决定刑事强制处分的功能看，其具有法官的特点；从检察官执行强制处分的功能看，又具有警察的特点。检察官的强制处分权具有“混合型”权力的特征，因此，在对其进行分配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此外，其他包括两大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制度考察，法官中立性地位的保证，以及检察官举证责任的需要，等等，都是对检察官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合理分配时应当考虑的因素．

简介：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组成,存在着功能定位模糊,羁押与到案措施不分以及缺乏对物和隐私的强制措施等体系性缺陷。司法实践中,这五种强制措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困境。修改刑事诉讼法,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时,应当坚持立足现实、适当超前的原则,全面协调、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原则,将羁押与到案措施分离,构建羁押候审制度,改良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确立羁押为例外、非羁押为一般的原则,使之成为科学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

简介：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作了较大改进，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强制措施体系，但问题依然很突出，如所有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律采用单方面的行政审批程序，缺乏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程序，不足以防止强制措施被滥用；“惩罚性”地适用强制措施的情况比较普遍。有必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改进和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

简介：<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下简称“行诉法”)之规定,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不仅是宪法原则的体现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而且也是保障“行诉法”正确贯彻实施的一项自我保护措施。何为行政诉讼法律监督之“外延”?即检察机关在何时、何阶段、何方面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

简介：在诉讼证明理论上，有必要建立直观的诉讼证明观念图式，并可以将其区分为树状模式和丛林模式两种理想范型。运用这两种观念图式范型来对中国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证明进行实证分析，既可以帮助理解这两种范型的构造和运用原理，还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刑事证明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比较法差异；基于诉讼证明的合理化需要，中国的刑事证明应当明确承认丛林模式证明观念图式和辅助证据的合法性，并重视对其运用的合理规范。

简介：我国的证据立法必须达到四个目标：内容上是良法；形式上简洁、统一；实施过程富有效率；实施结果得到普遍遵守。通过分析上述目标的实现途径和考察国外的证据立法模式，我国应当采取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典，充实完善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模式。

简介：司法公平正义的维护不仅需要落实不枉不纵的刑事政策，更需要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坚决纠正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制定并落实防范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考察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发现，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原因，更有证据审查模式不健全的弊病。实践证明，以口供为中心的主观性证据审查模式无法有效审查核实案件事实，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可以有效地防止并纠正冤假错案，因此应转变证据审查模式，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落实完善客观性证据审查模式。

简介：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模式属于“新法定证明模式”，强调证据链条形式上相互印证，遵循线形诉讼结构的单向思维，呈现“新整体主义证明”之端倪，可以概括为“以印证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证明模式”。刑事司：去证明模式与刑事诉讼模式存在共振关系，其生成逻辑未走出传统诉讼文化之窠臼，亦未能挣脱行政化与非专业化之束缚。借助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刑事司法证明模式进行评价，可以在“活法”与“死法”间作出判断，在“公正”与“效率”间作出抉择。模式转型之际，需要保持开放的话语姿态，但也不必以域外为样本亦步亦趋，而应聚焦中国问题，建构“以证据裁判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中国模式。

简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条件中社会危险性的若干情形，对于司法人员正确把握逮捕必要性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围于司法规范内容的有限性与案件事实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办案人员在自由裁量范围内形成了自身的“司法经验”。通过对某基层检察院的100个审查逮捕意见书进行归纳，发现这些“司法经验”存在五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为此，建立社会危险性评估机制，将社会危险性的各种规范予以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评估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实现评估因素、评估程序的标准化和客观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我国治理金融犯罪的实践,从政策和模式上都选择了金融管理本位主义,而现在应该转向金融交易本位主义了。为此,需要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改为＂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模式,需要从国有金融机构保护主义转向平等保护主义。与此相适应,应当摈弃单一刑事主义,而采取综合治理主义。当务之急是对交易型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治理模式从严苛转向宽和,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

简介：刑事辩护“全覆盖”是刑事司法的一个目标，也是一项挑战。我国面临刑事辩护率与法律援助率双低的现实困境，而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为法律援助制度的系统完善提供了契机。结合域外经验与中国问题，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模式：遵循“繁简分流”构建层次化的刑事法律援助体系，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和“法律援助辩护律师”进行划分，根据案件繁简、轻重不同适用不同类型援助律师并完善相互衔接机制。在供给侧方面，改革行政化的法律援助供给结构，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化、市场化与社会化。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单一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形塑值班律师机制、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公设辩护人机制等并存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模式。

简介：随着刑事和解实践的逐步深化，诸多制约刑事和解发展的瓶颈问题也不断凸显，如何破解这些问题，构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程序规范并有湖南特色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需要在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和法治结构功能、建立科学配套的刑事和解办案质量考核考评机制、科学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办案程序、引入第三方参与的民主司法机制、提升和解公信力等四个方面探索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