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初的浙西词派是继云间词派之后兴起的词学流派。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派,为革除明代词坛之弊端,推崇南宋姜张,提倡“清空”“醇雅”,以其鲜明的词学主张和创作风气影响了整个词坛。其后,浙派骏骏日进,风靡天下,影响有清一代词坛。关于浙派之分期,学界一般认为浙西词派可分为以朱彝尊为旗帜的前期、以厉鄂为宗匠的中期和以郭唐为殿军的后期①。然而,衡诸浙派发展的历史,其分期远非我们想象的这样简单明晰。尤其关于郭磨在浙派中的地位以及浙派后期的发展状况成为近来论词者聚讼的焦点,甚至有学者指出郭摩本非浙派中人,只是后来常州词派之蒋敦复出于批判的需要才将郭磨归于浙西词派之统序②。那么,郭唐是否是浙派中人,抑或是为构建统序之需,被强行拉入浙派行列之中?即是浙派中人,真的像诸家所言至郭磨而后浙西词派就日暮途穷了吗?郭唐在浙派词史上的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对浙派之发展传承有多大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简要之研讨,就正于大方之家。
简介:有人说:“中国20年代电影乌七八糟……”;也有人在《史东山论》中写道:“……《杨花根》、《同居之爱》、《儿孙福》、《奇女子》、《银汉双星》,这一连串的作品从题名上已经说明了它的内容。粉红色的男女间的私情,糜烂的、淫欲的也带一点正人君子的惊世的意味,而是以俏皮的手法表现出来的。”近年来,在某些研究史东山的专论文章中,延续了以上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说史东山早期的三部电影是“醉心于唯美主义的典型作品。”“在《儿孙福》中则对慈母的‘牺牲’精神予以批评,宣扬‘花朝月夕’‘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叫成然,电影是从魔术、杂耍而成为艺术的门类,是人类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继承、吸收、综合了人类不同艺术的
简介:杨匡汉坚决主张本土化—但不是保守的而是开放的,是将他者包客进来,在异与变的碰撞中把本土一些相对稳定的、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观念重新解读,以形成当代表述形式并对全球化产生的“反冲击”。孟繁华认为传统的批评方法、基本概念、关键词语已被渐次废除,代之而起的是他者的概念群,构成丁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两难处境,但经过整合与重建,必有新成果涌现出来。金惠敏认为“回到主体”的对话,其意义仅在于使对话在预设的原始主体的前提上成为可能、而绝不是说在对话中虽身经百战而毫发未损的自我确认。“如果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在狭隘民族主义意识中徘徊的则是防御型的帝国主义”。李Jun平认为,“本土化”不如“本土性”确切,因为前者试图“化”一切而显出霸气而后者只是提醒别忘记本土特点因而显得平和一些。“全球化背景”对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问题意味着既要从Universal(世界的、普遍的)角度,也要从Manifold(多样的)或Varied-dimension(多维的)角度,将中国文论的异质性问题考虑进去。王钦峰尝试从后现代主义角度解构“本土”,认为“本土化”的号召力是以民族文化的过去为基础的,其情感成份多而理性成分少,它可能把国家或民族推到固步自封的老路上去。林衡勋认为,现当代中国学者文论著作虽多,但大都采用“西方文论在中国”而不是“中国文论在世界”的方式。张喜洋通过解析奈保尔个案,指出,“诺贝尔文学奖”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事件,实质是要求多种多样的“本土”文化去参予。杨Yang告诚人们注意“本土化”口号背后可能潜藏的极端民族主义。蒋淑娴强调以世界眼光、本土意识重建当代文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消解。殷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欧化”实际�
简介: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菜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这种现状,验证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批评家关于“文学衰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