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物志是地方志书中的精髓,是为志书画龙点睛。把立传人物立准写活,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部志书也就有了生命。为人物立传有四忌立传入志的人物,都是出类拔萃的一方精英,有的享誉海内外,有的名留桑梓。立传人物的共同特点是各有生动的事迹,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当然也有少数阻碍历史前进的反面人物,但在人物志中毕竟是少数。所以,事迹的真实是立传的首要标准。只有真实,才能显示出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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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羊城今古》今年1～3期基本上按原貌刊发了伯洪同志提供的《人物志》征求意见稿共8篇，拜读再三，得出初步意见如下，供修志同行参考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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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对地方志人物志的编写，提出三方面的形式问题，一是人物志可不入编章序列，二是人物志的传主姓名作标题的省略问题，三是关于人物志传主姓名后的生卒年括注问题。

简介：地方志中的人物志的编写,多年来方志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有了一定统一认识.文章以为在续修过程中,对人物志仍有这么几个方面需要再认识:人物志在志书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物入志的标准;"生不立传"与"以事系人";人物志的篇幅结构和层次序列.

简介：2002年5月10日《云南省志·人物志》终审会在昆明召开。会议由《云南省志·人物志》审定小组组长祁山主持，审定小组成员李埏、李瑾、王云、谢本书、宁超、李景煜、蓝华增、钱成润、李学忠、胡华生、田文桢、郭其泰、宋永平，云南省志副总纂尤中、李孝友，省地方志办公室李成鼎、张曙东、陶学宪、温益群、陈天武、李红菊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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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人物志》，是地方志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由人民群众的活动组成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人民群众的活动，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历史。十卷《史记》，本记、世家、列传占去其八。太史公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写

简介：李仲怀(1930～1992)，出身于广东省兴宁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12岁因贫辍学，后到江西省龙南县打工。1949年，19岁的李仲怀在广州一家商店里做店员。1951年5月考入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并到中山、番禺两县参加土改。1953年任广州市黄埔区工商管理科科长。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至1977年，先后在广州市郊区任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刑事检察组组长、区委调查组组长、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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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值此《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首发之际，我受本书编委会的委托，将本志的编纂情况向大家作一简要汇报。

简介：人物表与人物传、人物简介在人物志中相辅相成，互为里表，有着内在联系，应引起人物志编撰者的高度关注。本文以首轮上海市县区志系列丛刊的10部县志①和区志系列丛刊的12部区志②在人物志中设人物表的《川沙县志》《青浦县志》《金山县志》《宝山县志》《闵行区志》《静安区志》《长宁区志》《徐汇区志》《卢湾区志》《闸北区志》和二轮上海市已版县区志在人物志中设人物表的《川沙县续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奉贤县续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简介：人物志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编好社会主义时期的《广西通志·人物志》，对于学习和继承各民族历史遗产，借鉴历史经验，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团结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贯...

简介：各地、市、县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广西通志·人物志》是新编《广西通志》的一部重要专志。该专志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编纂难度大。为了提高该专志的质量，确保１９９９年底出版发行，现将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人物志》编纂方案和入志人物名单（...

简介：3月19日上午，市地方志办公室召开续修《广州市志·人物志》征求老同志意见座谈会。市志办程慧主任、陈泽泓副主任，原市志办正、副主任甄炳昌、唐文雅，首届《广州市志·军事志》主编陶焕文以及市志原副总纂饶展雄、谭绍鹏，市志办退休老同志李仲伟、欧安年，首届《广州市志·人物志》主编钟嫦英以及有关编纂人员共14人参加了会议。

简介：同志们：年末岁首，正当全省广大于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七次、八次全体会议精神，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十一五”规划开局之际，由省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的《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经过广大修志工作者十余年的辛勤耕耘，今天正式出版了。这是我省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这部志书的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付出艰辛劳作的全体编修人员和所有关心支持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简介：志书的生命是真实，而真实的基础是材料。材料对于历史人物传记的作者和编辑们来说，犹如建房之砖瓦木石，缝衣之针线布帛，做饭之柴米油盐。只有掌握和占有丰富又翔实的材料，才能写出或编出有血有肉的生动传记。然而，在大干世界里，伪造历史的现象时有发生，因主观和客观等诸多缘由误记和错记历史的事例亦非个别。所以说，不是所有搜集到的材料都能“拿来就用”的，都还有个考证、鉴别的问题。“考而后信”，的确是古代史家的经验之谈。郭沫若先生也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未能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十批判书》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