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最高国务会议是"五四宪法"中专属于国家主席的一种会议机制,最高国务会议表面上议而不决,但由于特殊的人员构成以及毛泽东在当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权威,最高国务会议反而成为超越常规国家机构、党的机构以及政治协商组织的超级国家权力机关,是一种统合一切的事实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五四宪法"中国家主席制度的枢机所在。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内在于"五四宪法"体制之中,并与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常规政体结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即卡里斯玛担当者,又超乎在宪法之外,通过最高国务会议超越常规国家权力机关,由此形成"五四宪法"独特的二元政体结构。"五四宪法"是韦伯意义上的法理型统治和卡里斯玛统治的结合,内在地包含着毁灭自身的因素,为日后因接班人问题导致的宪法危机埋下了伏笔。
简介: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重要的文化运动。作为当时重要文化机关之一的商务印书馆,不可避免地置身其中。在此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从初始的消极被动,到顺应参与,反差甚大。这既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也与张元济等商务领导人及其人脉圈对时局的判断有关,更与商务本身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前期选择与张元济及其他领导人自身与逊清态度以及日本政商渊源密不可分;后来参与则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及商务印书馆的商业利益考量的结果。商务印书馆通过这一碰撞调整,既获得了商业利益上的巨大成功,也在学术界乃至政界赢得了很高声誉,开辟了企业梦寐以求的义利双赢的局面,在自身乃至近代文化出版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
简介:"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出来并加以讨论呢?因为自晚清以来,到"五四"《新青年》直至1980年代,都曾有过"传统与反传统"的讨论,并成为了一种话语方式。在《新青年》创办100周年之际,重提这个问题,应以历史态度和辩证眼光,厘清"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问题。199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政治和学术领域出现了呼唤传统文明的文化潮流,"重建传统"、"新国学"、"新儒学"成为显学,重释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和乾嘉小学的价值意义,意在从传统伦理,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里,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回归传统时,却将古代传统的失传栽赃到“五四”头上,否定“五四”传统的革命性意义,将新文化虚无化和妖魔化。
简介: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转型时代”的高潮。然而,因道德权威性的丧失而带来的道德分歧,也导致了对共和理念的侵蚀。民国初年政治乱局的缘由,就在于政治制度背后共和精神的缺位。共同体如何形成基于“伦理公共善”之上的集体认同,因此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章士钊、李大钊等致力于民初宪政实践的知识分子,虽然将宪政秩序视为塑造共同体公共认同的重心,但在他们看来,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内含公共伦理的“道德共同体”。这种公共伦理或是来源于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尊重,或是来自个人良知的汇合。如果说,新教改革以来的西方社会,试图通过分离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以应对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挑战。那么,五四知识分子则更注重个人德性与伦理规范的互动。在对中国思想史脉络自我理解的过程中,五四知识分子的公共伦理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