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0月14日清晨,雾锁钱江,雨润西湖。薄雾细雨,使本来就十分美丽的杭州又增添了几分朦胧之美。在钱塘江畔,有一座建筑风格独特,直径85米的金黄色巨大球体下围绕着13米高椭圆形裙房,这就是刚刚建成启用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第二届亚太数字期刊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简介：本刊讯6月6日上午,在2017亚洲媒体峰会开幕式上,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在致辞中表示,愿与亚洲及世界各国媒体一道,不断拓宽交流渠道,充实合作内容,为促进民心相通、实现共同繁荣做出不懈努力。童刚向与会代表介绍,中国广播影视业的发展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现代化广播电视网络.

简介：虚拟组织因共享而生，因传播而存在和发展。本文以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案例为蓝本，从虚拟组织与传播的关系入手，着重通过考察虚拟组织内部、组织间以及组织外部传播与传统组织传播的差别，探讨虚拟组织传播对传统组织传播产生了哪些创新效应。

简介：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是中国创业浪潮的中坚力量。从组织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参与式观察、主题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组织参与展开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表现出职能+区域+虚拟的多重组织架构特征,催生了多元的组织参与形式及轻松的组织参与氛围。基于职能任务的线上参与小组是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的主要组织参与形式,技术性决策和利益性决策是主要的决策类型。个人层面上,习得性组织参与技巧是最直接的积极结果;组织层面上,组织参与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积极效果。此外,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社交媒体使用频率极高,消解了组织参与的正式性,重构了话语权体系,但也带来了矛盾。因此,建议小型互联网创业公司厘清复杂的组织架构,完善组织参与的相关利益保障,开展组织参与技巧培训活动。

简介：带着大型IT公司在涉足全然陌生的领域时曾遭重创的惨痛记忆，与惠普转变为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商的诸多疑问，我们对惠普亚太区传媒与宽带行业市场总监陈鼎宇问，我们对惠普亚太区传媒与宽带行业市场总监陈鼎宇先生做了此次专访。我们发现，惠普公司以从消费终端为起点，打造“从内容创建到数字享用的价值链”的策略变得更富逻辑；同时，他们也有通过打印机和PC产品创建的庞大的消费产品分销网络。

简介：本文梳理分析了西方健康组织传播研究的学科路径、概念、内容、研究方法和现实意义，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健康组织传播研究内涵丰富、学科来源多样，是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分支。该领域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对提升健康组织整体医疗水平和提升病人福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国内研究和社会现实，文章提出国内健康组织传播研究的路径和内容。

简介：大众传播研究自十九世纪末发展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其正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数字化时代网络媒体的低准入门槛,也使网络传播所暴露出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尖锐.可以说,危机的出现已不需要“重大事件”来触发.数字化时代赋予组织传播新的特点,同时也加大了组织进行危机处理的难度,在大众传播事业快速发展的当下。

简介：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都是一定的组织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但是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其区别并不在于组织与传播者的关系，而在于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

简介：《思茅报》与思茅旅行社共同组织来自各地新闻界同行到中老、中缅边境采风采访活动。思茅地区毗邻西双版纳,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有“东方多瑙河”美称的澜沧江——湄公河航道直通神秘的“金三角”。这里以其民族众多,歌舞魅人,民俗荟萃,风情多姿的神奇色彩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

简介：家谱和国史、方志并列,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家谱编修活动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本土传播现象.家谱是一种组织传播媒介,其具有血缘性、仪式化、强制性、孤证性等传播特征,家谱编修者的身份影响到其在家谱编修中的把关标准,家谱具有道德教化、文化维模、社会控制和媒介记忆等传播功能.

简介：新世纪，新媒体的发展崭露头角，对传统的大众媒体的市场份额开始产生冲击。这种冲击建立在大众传媒自身的缺陷上，也建立在新媒体自身的优势上。然而，新媒体对于大众媒体的冲击并不是单向的，也不应该是一种恶性的冲击，二者在新的时代应该相互配合，实现优势互补，扩大整个传媒行业的蛋糕，而后合理分配。本文通过尝试分析中国大众传媒存在的现实困境与新媒体的优势，明确二者各自的优缺点，分析认为二者如果要取得良好的市场效益，应采取合作的方式。

简介：媒介健康传播议题呈现的框架结构及其信息组织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个体健康观念及行为。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其预防手段和筛查方法却被多数公众长期忽视。以宫颈癌健康传播为例,基于劝服效果理论,通过线上随机实验的方法,重点探究媒介信息的威胁强度以及数据型、叙述型两种信息证据类型对女性受众的恐惧效力感知和积极预防意愿所产生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相较威胁程度低的信息,高威胁强度信息对于提高受众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具有显著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提高信息威胁强度能够换来公众更积极的预防意愿。相反,低威胁的数据型信息甚至比具有较高恐惧效力的高威胁叙述型信息更能提升个体的预防意愿。实验指出,受众个体的疾病恐惧效力感知和预防意愿并非受某个单一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威胁强度、证据类型等信息组织方式的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