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民政府在大陆国共内战中日趋劣势后,于1948年12月开始,将上海国库的黄金、金银硬币及有价票券,陆续迁运至台湾,决意以台湾作为今后反攻大陆的基地。然当时台湾在经济方面,二战后的损害尚待恢复,“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及大陆经济状况的连累,造成“国府”迁台初期台湾通货膨胀严重。大陆方面,虽然国民政府在南方尚控制几座大城市,但在大陆已全然失去税源收入,军政所需全由台湾方面支持。随“政府”迁台的数十万军队及公教人员,也需“政府”供养。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档案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尝试探讨“国民政府”在迁台初期如何运用这批迁台黄金进行金融改革,稳定台湾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
简介: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简介:在晚清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在多数时间内对于中国国民是否具备立宪国家国民所应具备的智识和道德能力,都抱有怀疑。梁对"人民程度"问题的看法,先后经历了亡日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发展。在后一个阶段,即从光绪三十三年至辛亥革命爆发,梁一方面积极主张迅速召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一方面则对"人民程度"问题,拥有了一种更为现代、复杂和辩证的认识,尤其是对各种宪法制度本身对"人民程度"问题能予以一定程度的消解或规避的认识。梁启超对"人民程度"问题的思索历程,体现出儒家传统中高度精英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及该传统之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方式,在遭遇政治现代性时,所呈现出的复杂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