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古老的“法”字蕴含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秘密,体现了一种司法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司法与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古代司法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也正是中国法内含的实践智慧。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包含了道德维度,道德作为实践智慧的内在元素,为司法活动提供了引导性价值;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还包含了经验的维度,经验作为实践智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古代司法活动娴熟技艺的基础;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具有辩证法属性,无论是在普遍与具体之间,还是法律与道德及情理之间,古代法官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充分体现了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属性。从司法观照法本身,作为实践智慧的法反对法条主义,倡导情境主义,肯定人治主义的合理性,表达了鲜明的价值论立场,同时主张行动的自主性。

简介：检察指导案例应具有填补法律规制的漏洞,阐释明确法律模糊规定,统一司法尺度,回应社会关切等功效。通过对检察指导案例的实际应用效果展开实证评估,发现检察指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效力不够显著,实践中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对此,应进一步扩大检察指导案例应用的效力范围,建立检察指导案例参照应用标准和专业化操作规范,健全检察指导案例的实践应用机制,加强检察指导案例的应用管理,发挥人工智能在指导性案例应用中的作用,从而保障检察指导案例应然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有效彰显。

简介：杭州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顺应杭州城市国际化建设趋势,传承发展＂枫桥经验＂,建立了以市场化调解为核心,以社区调解、行业调解为基础,以在线调解为方向的都市版＂枫桥经验＂,探索＂市场化、专业化、智能化、国际化＂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织就一张功能互补、相互衔接、密不可分的解纷网络,满足社会主体日益多样化的解纷需求,推动＂枫桥经验＂由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向促进城镇、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延伸,推进杭州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介：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是典型的阶层式理论体系,其不仅区分违法与有责,而且确定了二者的位阶关系,即从违法到有责去检验犯罪的成立.这种阶层式的犯罪论体系在方法论上要求两种重要的位阶关系,即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客观判断先于主观判断.而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并未区分违法与有责,各个要件之间也没有确定的逻辑关系,容易以社会危害性的价值判断凌驾于具体构成要件的判断,导致根据惩罚需求强行入罪的情形.同时,其强调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认定犯罪,实务中往往从主观切入,不仅不能揭示犯罪的本质,而且容易导致主客观互相补充以及整体的思考方式,易导致错案.通过比较优劣得失,可以说,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由于具有阶层之间位阶关系的内在逻辑性,因而拥有相当的实践优势,其能合理解决共犯问题,有助于判决书充分说理,也有助于防止错案的发生.

简介：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素养培育问题已普遍成为高职院校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学校教育教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笔者将从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必要性,在培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分析改善高职院校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的途径与方法,主要包括:加强职业道德意识的引导,纠正价值观偏差;加强就业指导教育,完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加强培育体系建设,完善硬、软件配套设施。

简介：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理念引入，教与学的时空发生了奇妙的转化，法律文秘专业积极应对此变化，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的探索。该模式以情境为引导，搭建线上线下结合教学平台，打造系统性线上线下共融教育机制，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效率与成效，提升了法律文秘专业学生的职业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简介：“法律诊所”是一项舶来品，起源于20世纪美国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国内高校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并发展，江苏省司法行政机关也始终支持、引导高校参与法律援助工作。2017年2月，江苏省司法厅党委着眼于法治惠民，将原本囿于高校的“法律诊所”拓展到司法行政工作领域，创造性地在聚焦富民15项举措中提出设立司法行政机关“法律诊所”，为群众提供急需的法律服务。

简介：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基层社会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以自治、法治、德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为切入点,总结具体做法,并对下一步深化＂三治融合＂作出探讨。一、＂三治＂与司法行政（一）＂三治＂的内涵自治、法治、德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自治是核心,是保证和支持广大基层群众实行自我管理。

简介：寻求实践难题＂确实性的＂答案是摆在每一个认识者或决定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于是,建立在现代逻辑、语言哲学、语用学和对话理论基础上的道德论证理论和法律论证理论在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悄然兴起。在论证理论（包括法律论证理论）的发展中,英国当代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是不可绕开的人物,他被称为＂当代论证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论证理论及其相关领域中具有举重轻重的地位。当然,对于图尔敏的论证图式,理论界存在着不少批评/商榷意见,故此在理论上重构图尔敏模型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一种基于当代逻辑背景的特殊的论证理论。这样经过改造的论证理论才可能解法律实践论证理论之困。

简介：我国《海关法》于1987年首次确认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后,1997年我国刑法全面规定了单位犯罪。然而,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早于《刑法》,未就单位犯罪诉讼程序作出相应规定。

简介：随着住宅小区的不断增加，单个小区规模越来越大，业主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小区内业主与物业、业主与业委会、业主与业主、业委会与物业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比如物业收费、服务质量，业委会的组建、换届和运行，资金管理与使用，规划变更、车位不足、噪音扰民等问题。在小区内部矛盾不能有效化解的同时，承担指导、协调、监督、管理等职责的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在协调过程中.

简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房地产公证制度和实践方面的萌芽和探索肇始于司法部于1980年2月15日发布的《关于逐步恢复国内公证业务的通知》（[1980]司发公字第29号）。该通知一方面指出，“自一九五九年撤销司法行政机构后，各公证机构只办理涉外公证，对国内人民之间必要的公证，一般均未受理，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很多不便”，另一方面通知各地刚刚恢复或新设建制的公证机构“可开始受理有关收养子女、继承财产、遗嘱、委托、赠与、转让以及房屋买卖等方面的公证业务”。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行二元化的律师帮助模式,值班律师和辩护律师共同起着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从试点状况来看,目前该类案件中律师介入的理论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同时,在实践中的功效发挥也应通过限制律师的程序否决权、明确律师缺席的法律效力、拓宽值班律师的参与渠道、构建层次性的法律帮助体系等措施予以落实.

简介：保护法益是受贿罪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受贿罪保护法益的界定源于立法者刑事政策的现实选择以及实定规范本身的推导。将立法目的、规范结构和现实境遇相互嵌入分析,能够证成现阶段受贿罪的可罚性基础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以职务或者职务行为为对价而交易他人的财物,由此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应抽象为职务和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该法益界定一方面反映传统受贿罪的权钱交易本质定位;另一方面,可以为受贿罪的立法修订、司法适用确定边界,满足法益对于“体系内在”的评判,形塑现阶段受贿犯罪的各种复杂形态,为各种非典型的受贿行为提供足够的阐释力,从而妥当解决受贿罪认定中一些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

简介：在境外追赃中,劝缴是值得重视的方式,劝缴的成功离不开国内追赃制度的配合。我国目前的退赃制度地位不明确,一般情况下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个别情况下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因此,实践中退赃制度的运行并不顺畅,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从刑罚制度的时效性着眼,可以从责任和政策方面论证退赃从宽处罚的现实价值。重构退赃制度,应将退赃作为法定从宽量刑情节在刑法总则中予以规定。可考虑对退赃主体、时间、要素、量刑等因素进行具体规定。

简介：闽台合作法治化之形成与发展,应具备区域法治文化特点,并依循相应的实践路径。闽台合作法治化要求以“法律主治”对台工作,以实现“非限缩型”和多层级“共同治理”的法治现代化。实践推进应从三个方向展开,即构建科学立法机制,完善涉台地方法律体系;保障社会民生需求,拓展涉台地方立法适用领域;健全政府和社会法治,探索闽台地方共同治理模式。

简介：根据改革设想,检察官助理与检察官分属不同的职务序列,有着各自独立的晋升渠道和职业保障体系,但在落实中两者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都处于一种混淆状态,不仅政策制定者将检察官助理视为“预备检察官”,检察官助理个人也将“入额”作为自己的“晋升”目标。同时基层检察院迫于办案压力,普遍赋予了检察官助理几乎等同于检察官的职权。因此,司法改革不仅需要明确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的界限,设置不同的准入标准和职业保障体系,还很有必要根据司法实践需要赋予检察官助理更多的诉讼参与权,以维护改革权威,实现检察人员的分类管理和落实司法责任制。

简介：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作为检察权分解的结果和运行的载体,一直是检察改革不可忽视的话题。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变迁体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检察布局,也显露出了机构名称、配置、运转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制＂改革的关键是从职权法定、统一规范、公正高效等原则指引下,科学分解检察职权,实现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科学配置。

简介：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仅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治理单个城市大气污染难以有效解决区域大气污染问题.区域大气污染的特点、区域大气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属地治理模式的不足决定了府际合作治理是最恰当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区域大气污染府际合作治理领域已经实现了初步的制度合作,包括政府间协商决策、行政立法、行政协议、区域大气污染联合监管和政府责任考核制度.

简介：刑事程序是律师职业伦理最好的试金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中国律师在刑事辩护过程中的权利保障显著增强,不仅在侦查阶段就能以辩护人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在调查取证和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也都较此前有了更多程序性权利。然而,更多的权利也意味着律师在实践中要对当事人和法庭承担更多的职业伦理义务,但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还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以案例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研究。中国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都遭遇了哪些具体的伦理问题?对这些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又有哪些国外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