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小说本体论的认识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可以从对'小说何为'与'何为小说'的回答中来衡量,这是一个方面的两个问题,牵涉到小说的功能、内容、形式,以及作家的问题,只不过出发点不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实就小说的存在而言,二者是一体的。就中国的情况来说,从班固到金圣叹,从金圣叹到梁启超,小说何为与何为小说的问题在中国自己的语境里似乎已经得到了理论的解决,不是吗?金圣叹和梁
简介:<正>这个介入的题目是受了阿城本人1991年3月寄给我的一封信的启发,他对我是这样说的:早先,笔记小说(essaiounote)在中国十分发达。在某些阶段,它的地位几乎与散文平起平坐。后来,自1949年以来,甚至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散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可以这么说,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自1949年以来,散文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以鲁迅为代表。这一阶段,文化人差不多个个写过杂文(zawen)。同时,短篇小说同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飞跃的原因之一得力于西方小说的翻译——小说在中国的地位很低,所以,人们称之为小说(“menuspropos”或“discoursmineurs”,据安德烈·莱维的译法)。长篇小说(longmenuspropos)这一术语里有一个矛盾。所以在中国出现了与传统章回小说不同的小说。然而,我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为西方术语接受的小说。我想,这是因为,中国文学传统基于诗,而散文,文学传统则基于《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笔记、话本、章回小说,(《史记》是具有文学特点的各种描写的开端,已不再是历史传统。)所以,目前,小说(甚至长篇小说)的写作是可能的,但不是“长”小说。然而,笔记这一文类消失了。这是我想写笔记小说的理由之一。1984年,我开始一段一段地写些我的《遍地风流》,差不多在1985年,杭州?
简介:“元佑学术”不仅体现了北宋蜀学、洛学、朔学三大学派的某些相同的经学思想,而且辐射到了文学、史学、制度等多个文化层面,是元佑党人用来排斥“荆公新学”、废弃熙丰新法的理论依托。绍圣以后,“元佑学术”遭致严厉禁锢,也成了“绍述”新党排斥政敌的一个专门术语。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历史过程中,却以一种过於偏执的认同,以及简单的二分法和柔性叙事的手段,展开了以“元佑学术”为判断标准的历史叙事:并将“元佑学术”视为宋代进入“后三代”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实,从“元佑学术”的形成与被禁,到“元佑叙事”的展开,均与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典型地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劣杂陈、得失参半的政治文化性格。
简介:小说至唐始一大变,这是人们所熟知的,尤其是从六朝志怪中演变出来的唐传奇,无论在叙述的技巧还是在篇制的长度上,都已远非前此的小说可比,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但小说的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创作过程上。如果说经过(文心雕龙》、(诗品》等有意识的文学赏鉴,唐代诗歌已经更加注重个人创作的风格,那么小说却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集体创作的模式,仍然主要是产生于文人的采集故实。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源于道听途说的文类,文人小说的撰作一般情况下都要经历从讲说到编录的两个过程,其中大多都是当时文人聚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唐代小说与魏晋六朝小说是一样的。
简介:回顾20世纪的文学史和教育史,可以发现:不少优秀的作家、诗人,包括鲁迅、茅盾、老舍、曹禺以及冰心、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等在内,都曾投身教育,恢弘文术,启迪后进,惠流遐迩;有的还涉笔教苑,留下生动精美的诗文。与这些语言艺术大家不同的是,叶圣陶在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成长期,于精研教术、诲人不倦之时,又把旺盛的创作精力投向教育领域:他把自己在这方面经过长期观察、深入了解得来的素材进行冶炼,塑造典型,从而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中国教育界的真实景象。这些作品对当时中小学基础教育陈旧观念和腐败现象的剖视,以及其中所反映、流露出来的作者关于教育改革的呼唤、追求、思考和忧虑,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形象教材。这些作品的流传也十分广泛,不少篇章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多次选人海内外的教材,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们启发、教育了好几代的中国青少年和教育工作者,对于其中许多人的认识真理,追求光明,踏上进步的途程,都产生了不可泯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