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学习世界历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了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种了解和学习来更好地认识自己。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方法通过“动机(目的)-行为(结果)”模式,运用“理性”这一尺度来认识人类行为在不同环境下的特殊性,从而为我们认识世界历史或人类历史提供了一个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视角。这种基于人类行为普遍性的方法不仅有利于课堂上的师生互动,而且有利于赋予教材上的历史知识“人化”的理解和重构,开拓学生的社会学思维与视角,帮助学生从人类需求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不同世界文化与社会历史现象的成因及影响,从而推进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包容、共存与互动。
简介:Polity是个与城邦息息相关的概念,它用来对不同的城邦体制进行分类,具有内在的民主法治意蕴。古代东方的“国体”和“政体”二词同义,二者始现于中国汉代,皆指帝王专制的家国体制。东方社会在引入Polity以为政治现代化所用时,产生了两种译法:一是对译为政体,二是创造了国体、政体两元论来对译。两元论以政体连接现代宪政,以国体捍卫专制制度。两元论之“国体”使君主站在政治体制之外、抑或之上。随着君主制在日本和中国的终结,风行一时的旧式两元论日渐淡出。但是不久,在革命思潮的主宰下,中国移入了苏式的新两元论。新的两元论不但与现代政治现状不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不合,也与民主法治的世界潮流相悖,且有违宪法的规范属性。它与宪法相关规定是否契合,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
简介:本文原题为“EncounterswithModernity”,选自罗德斯(R.A.W.Rhodes)等主编的《牛津政治制度手册》(TheOxfordHandbookofPoliticalInstitutions)。塞缪尔·毕尔(SamuelH.Beer)1911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32年在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中世纪史硕士学位,1938年至1943年于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并任政治学系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2009年逝世于华盛顿特区。毕尔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美国联邦主义与英国政治研究,在英美政治比较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曾在《美国政治》自序中谈到该书灵感缘起于博士答辩时,毕尔向其提出的有关政治思想同政治制度关系的问题。霍尔(PeterA.Hall)数次回忆毕尔在指导其博士论文中闪现的学术思想,指出毕尔重视制度的文化向度有助于联结政治科学的新旧制度主义,并对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05年,毕尔教授应邀写作本文时已逾94岁高龄,他在文中回顾自己步入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历程,将自由心智界定为现代性的伦理基础以及现代化进程的统摄力量,从而论证自由主义理念与民主政治实践的相互塑造。透过毕尔对其学术人生的自述,以及文中展示的二十世纪英美政治演进轨迹,可以看到黑格尔、格林、罗伊斯的观念主义传统,怀特海、杜威的过程哲学及逻辑主义传统,韦伯、帕森斯、阿尔蒙德的文化主义传统,白芝浩、威尔逊的制度主义传统,以及英美新工党和新民主党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是怎样融入毕尔的思想和经历当中的,他针对思想创化、个人自由、政党发展、社会联结、国家整合提出的一系列深刻洞见也因此更富亲切感。
简介: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引领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印度对外贸易、国内民生与国家安全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高。莫迪政府清醒认识到海洋特别是印度洋对印度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意义,并于2015年起适时调整海洋安全战略,将2007年确立的以“自由使用海洋”为主题的海上军事战略调整为以“确保安全的海洋”为主题的海洋安全战略。这说明印度在自由使用海洋的过程中,遭遇了多样的海上安全挑战。海上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印度的对外贸易和海上运输、海洋经济活动的展开、海岸和港口城市的安全、海外资产与海外公民的安全,最终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印度调整海上安全战略,明确以印度洋地区为首要利益区,同时加强以印度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安全保障力量,为之确立多样任务目标下的军事战略,并积极采取有针对性的海上军事行动。同时,印度政府还通过外交手段,与周边邻国、关键的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大国建立双边和多边海上安全机制来应对多样的海上安全威胁,维护海洋安全,最终服务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并为印度寻求印度洋的主导地位积累资本、创造条件。
简介:社区社会组织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近年来,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培育支持和自身努力下,数量快速增长,质量稳步提高,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尚处在培育发展阶段,在实践中面临着专业化水平低、获取资源能力弱、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
简介:健康事关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乃社会发展和人民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必然结果。作为国家战略,它应当有相应的顶层设计,尤其是法律制度设计。基于这一思考,本文探讨了健康中国战略中的几个关键环节的设计,即法律地位——国家战略、核心价值——人民为中心、基本理念——大健康理念、实施策略——健康优先、关键制度——改革深水区中的硬骨头、综合布局——超越医药本位的综合治理体系,并进而针对这些环节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框架和可实施的路径。健康中国需要各政府部门、各领域和各行业的跨界大协作,因此最关键的是以健康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大协作体系建构。健康不仅是医学技术问题,而且是重大社会改革和制度重构的革命。这里不仅需要脚踏实地逐步推进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坚定推进改革的勇气和魄力,需要相应法律制度的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