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国维先生倡导以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材料相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成为上古中国研究之圭臬。近年来,简牍文献的整理与发表,为早期儒家经典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或能校订旧说,或能补缺去伪,有价值的成果颇多,蔚为大观。最近,武汉大学徐少华先生的新作《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下文简称《探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版）出版,收录了他十余年间关于早期儒家学说的重要成果,文章尔雅,颇能比异析疑,

简介：《四库全书》的编纂是清初以来崇儒、重道的必然结果。《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际上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具体而言,乾隆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据之学却日益盛行,为了消弭南北经学、儒学之差异、分立,朝廷急切需要整顿思想,重新树立中央权威。为此乾隆敕命编纂《四库全书》,以此来整合当时南北、朝野思想之差异,通过重建、统一以经学为核心的学术体系——清学,进而实现对全国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有效控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完成并颁行全国,清学成为了当时普遍的学术范式,由此也赢了江南儒士大夫们对清廷的文化认同。

简介：如今,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过去无法收集与分析的数据都被新的技术手段赋予了可能性。大数据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在各行各业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谁能对大数据的挖掘更为深刻,谁就会在行业发展中抢占先机,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简介：群舒是先秦时期活动于江淮地区的古代族群，研究这一族群是江淮地区先秦民族史的重要内容。群舒的来源是该研究中的首要问题，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零散，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方法不能对群舒的来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分析群舒的来源，应从淮系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入手。文章梳理了学界对于淮系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群舒文化与淮系文化各支系的相互关系，对群舒族群来源提出了新观点：群舒族群应主要来源于当地居民，而这些居民的组成则与史前时期淮系居民的迁徙有关。

简介：《中国回族文物鉴赏》是中华回乡文化园回族博物馆馆长雷润泽率领几位中青年学子,在初步摸清回族文物家底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厚重的四卷本民族文物研究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08XMZ020）《中国回族文物发现与研究》成果的衍生作品。这部专著的问世是中国回族文物系统调查、梳理、研究的一次突破性进展,也是一项填补中国回族文物全面梳理研究和相关图书出版空白的力作。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历史的见证。回族文物是回族形成发展的映影,

简介：6月初，62岁的华盛顿大学动物学教授萨缪尔·瓦瑟（SamuelK．Wasser）先生接到新加坡海关紧急委托，对刚拦截的4．6吨象牙进行采样分析。3天里，萨缪尔和团队对这4．6吨象牙进行清洗、称重、取样分析。他们发现，这些象牙来自至少1000头曾经生活在非洲的大象，其中小的象牙重不过一磅，来自一只大象宝宝。

简介：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早期档案,有纸质、木质和骨质的区别。甲骨文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档案——距今三千余年的商朝文书。从历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在商代之前的夏代,文化已经很发达,当有文字和档案。孔子等人是见过夏商文献档案的。《尚书》中的《虞书》和《夏书》,是今天还能见到的非原始性的中国最早的档案资料。在周王室的图书档案馆里,原本保存着夏商和西周的文献档案。公元前516年发生的周王室权力争斗,导致周室典籍神秘失踪,这是中国档案史上的巨大损失。

简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各种力量交汇激荡，造就历史的升降起伏。

简介：《中国名城》是由国家名城委创办，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支持的专业性、前沿性学术期刊，已创刊25年。杂志全方位展示现代区域和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法，总结推广现代化城市建设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建设、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及工作实践经验。

简介：土坯是中国古代聚落建设中的重要建筑材料，主要用于土台、房址和墓葬。在建筑材料中的地位也仅次于木材和石板。由于土坯墓是墓葬形制的一种，因此土坯墓暂不列为本文讨论的土坯建筑中。从这个方面讲中国最早的土坯建筑发现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

简介：本研究采用扫描电镜观察与生物培养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南京明城墙表面的微生物种群。本研究发现地衣、大型真菌、丝状真菌、蓝细菌、绿藻和硅藻在城墙上大量存在。此外,在无地衣及藓类覆盖的城砖上,核心自养生物以石生硅藻（AchnantheslauenburgianaHustedt）和北方羽纹藻（PinnulariaborealisEhrenberg）为主,并伴生丝状真菌。对城砖生物风化实验结果表明,藻类对城砖具有一定的侵蚀作用（53.65mg/m2·yr）。本研究的结果补充了明城墙微生物种群,及硅藻在陆生环境下风化硅酸岩矿物研究上的空缺,并为明城墙对藻类微生物腐蚀的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介：确定萧山跨湖桥遗址空气、土壤、字幕墙和独木舟侵蚀丝状真菌的种类，探讨生物酶对侵蚀丝状真菌的有效抑菌浓度，为消除生物危害提供参考依据。采用经典方法对侵蚀丝状真菌进行分离、鉴定，并对生物酶的有效抑菌浓度进行研究。空气中主要的丝状真菌有：黑曲霉（Aspergillusniger）、土曲霉（Aspergillusterreus）、展青霉（Penicilliumpatulum）和圆弧青霉（Penicilliumcyclopium）。土壤中主导菌为黑曲霉（Aspergillusniger）、土曲霉（Aspergillusterrew）、聚多曲霉（Aspergillussydowii）、杂色曲霉（Aspergillusversicolor）、圆弧青霉（Penicilliumcyclopium）、展青霉（Penicilliumpatulum）、黑青霉（Penicilliumnigricans）、宛氏拟青霉（Paecilomycesvarioti）和枝孢霉（Cladosporium）。字幕墙侵染菌为杂色曲霉（Aspergillusversicolor）。独木舟侵蚀菌为宛氏拟青霉（Paecilomycesvarioti）。不同的丝状真菌对生物酶的感应性／耐受性有很大不同。单一的几丁质酶对丝状真菌的生长发育有抑制作用，但几丁质酶和葡聚糖酶的复合协同作用更能有效地抑制丝状真菌的生长发育。

简介：生物学科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其知识本身就是在众多实践和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其发展是与研究者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密不可分的。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中学阶段的生物学教学应该更加重视实验教学。我所在的四川省球溪高级中学是一所位于川西南丘陵欠发达地区的省级示范高中,由于受到师资、设备、药品、

简介：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是在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组织进行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其重要成果之一便是文物资源数据库的形成。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除了要做好文物及相关数据的安全管理工作外，更应重视数据库的高效利用，让数据资源逐步走向透明与开放，实现“数据管理～信息管理一知识管理”的逐步深化，将数据从单一的管理中解放出来，进一步转化为资源共享的知识社区。本文从陈列展览、文物鉴赏、馆际交流等三个方面阐释了知识共享社区，陈述了数据资源共享为博物馆带来的多种优势，让资源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从而提升博物馆的科普服务能力。

简介：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出现早期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在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2005-2015年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与此同时,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仍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本文在尽可能全面搜集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有关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及其特点进行了评述,又分析了亟待深化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简介：提到蝴蝶摄影，有个名字我们无法绕过，他并非科班出身的蝴蝶专家，但对蝴蝶的生活史、物种资源、保护现状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不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却常年奔波跋涉在山林幽谷，用镜头记录下每种蝴蝶的斑斓世界。他认真执着地为蝴蝶拍写真，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乐得其所；

简介：1954年，美国建造的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服役，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核潜艇的出现不仅把一个国家的战略防御推向远海，并能够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和隐蔽性发起核反击。正因为核潜艇同时具有毁灭性的攻击能力和强大的威慑力量，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最为倚重的战略核打击力量之一。

简介：中国的传统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在治边方面,经过长期的总结、实践而形成的基本的谋略与传统,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两个部分.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内容丰富完善,影响十分深远.中原王朝治边方略的内容,大致包括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文化软实力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边疆王朝的治边方略,与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有明显差异.

简介：不解决农民的问题,也就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直到现在,好多社会问题都源于还在深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老一代学者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都饱含蕴含着一种个人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指向,具体表现为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上个世纪20、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文化人深入到乡村里开展实地研究,也曾试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和农民问题——其解决之道的切入点就是：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教育。亦如经典作家所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简介：我国迄今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国花,历史上却有一些传统说法和既定事实。唐宋以来,牡丹、梅花雄视群芳,深受人们推崇。明清时北京地区有些牡丹景点以＂国花＂命名,民国初年人们多视牡丹为国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牡丹的国花之称出于帝制时代、意在富贵荣华等多感不满,而主张选用富含精神品格象征意义的菊、梅等。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教育等部门拟议梅花为国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29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为各种徽饰,客观上承认了梅花的国花地位,社会各界更是热情响应,造成梅花为国花的既定事实。深入审视上述国花有关历史,有这样几点经验和启迪值得注意：一、国花是重要的国家象征资源和民族文化符号,广大民众对此有着普遍的文化期待和知识需求,必须引起重视。二、国花是＂国家大事＂,以国家层面的政治决议、法律法令最为权威,是解决国花问题最理想的方式。三、牡丹、梅花双峰并峙的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民国间对牡丹、梅花前后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两花象征意义的两极互补,两花并尊是我国国花的最佳选择。四、牡丹、梅花作为我国国花的历史值得全面尊重,牡丹、梅花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国花,两花并尊是中华文化兼融并蓄、国家和平统一的美好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