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六、复刊后走了一段弯路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留在上海的严宝礼闻此喜讯,特别振奋,立即投入筹备文汇报复刊的工作。首先遇到的是编辑部领导班子的人选问题。严宝礼心目中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徐铸成;徐虽答应抗战胜利后脱离《大公报》回来主持《文汇报》笔政,但徐远在重庆,一时回来不得。至于严、费、陈、储四友,虽曾矢志办好《文汇报》,但胜利后,费彝民和陈高庸忙于接收工作,无暇顾及。因此,严可以指望的,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我怕熬夜,只管言论,不管新闻,使严不得不从以前《文汇报》的编辑中拣出一位要闻编辑朱云光来挑大梁。严宝礼决定由我任总主笔、朱云光任总编辑,是他急于复刊《文汇报》的权宜之计。我和朱云光长期留在孤岛,对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缺少认识,对国内政治特别是国共之间的关系更不了解,由我们两人主持《文汇报》,其实并不适宜。
简介:现代考古发现的礼仪遗存遗物与经典文献的论说遥相呼应、相为表里,提示“礼”不仅本质上是基于“身体思维”的认知形态和行为模式,而且是礼义(观念、制度)-礼仪(行为)-礼器(物化符号)三位一体的话语体系。个体的修身备德、事神致福上升为群体行为规范,继而升华为国家意识形态,且与时因革、世代传承,积淀为普遍认同和践履的文化传统。因此,礼制文明留给世人的是源远流长、有形可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思想、技术遗产和文化空间,为当今文化复兴与价值观重建的时代命题提供了深植于本土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身体思维与文化遗产视野下对“穗”的知识考古,亦可反身助益文化遗产的深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