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租界法制与中国租界一样,在中国大地上生存了百年时间。在这百年里,它发生过变迁,经历过三个阶段,即产生和初具规模、拓展和成熟、衰落和终结等阶段。引起中国租界法制变迁的主要原因,即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租界与废除租界法制的努力、满足租界自身发展的需求等。为了全面认识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还需关注与其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中国租界法制变迁对中国近代法制统一性的破坏、与中国国家主权的关联、对中国其它租界和华界法制的影响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才能对中国租界法制的变迁有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解。

简介：为充分贯彻国家“2011计划”所要求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建设宗旨，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聚集和培养的能力”，加快科研成果向教育教学的转化，促进交叉和新兴学科的发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复合型人才的联合培养。

简介：强制执行依生效判决进行，但判决是否有执行力，对谁有执行力，于何种范围内有执行力，颇有争议。大陆法系素有许可执行之诉。我国缺乏这一制度，实务采取执行裁定的方法，存在严重的“非讼化”弊端。本文试图对构建我国的许可执行之诉作些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简介：韩国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中,积累了许多处理企业倒闭的经验,并且多次修改有关法律.本文将介绍作为韩国再建型企业倒闭处理制度重点的的现状、修改过程以及制度构架.

简介：在清代社会,＂坟禁＂是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清代法律对于官山上的＂坟禁＂大小作了强制性规定,但是私人之间则可以通过契约对＂坟禁＂的大小进行自由设定,法律并不作太多干预。由于＂禁步＂不仅关涉土地权利,而且还同风水观念、孝义伦理相关联,由＂坟禁＂而引发的＂田土＂争讼就比较常见。官府在审断官山上因＂坟禁＂而引发的讼案时会参照《大清律例》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会尊重私人之间的＂田土＂契约,如果＂坟禁＂既非官山,又没有＂田土＂契约进行设定时,官府则会认同当地的民间习俗。由此可见,清代官府对于＂坟禁＂问题的处理原则同现行的《物权法》具有惊人的相通性。

简介：我国《民法总则》第六十六条关于＂登记机关及时公示法人登记信息＂的规定,以及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征收、征用应当给予补偿＂的规定,是典型的有关行政法条款。基于立法者在制定这两条规定时的立法考量不够充分,故而将这两条条文与其上下条文相对比,会发现其表述风格有些突兀,一定程度上逾越了公私界限。基于立法目的的实现,也为了更好地揭示该法条适用的时代意义,有必要对这些条文的内容表述进行调整,以凸显其民事规范属性。私法中的公法条款,宜采取有别于标准公法规范,同时以私主体为重心的立法范式。与此同时,充分彰显它们作为公法、私法交织的产物,蕴涵着规范与限制行政权以保障私权利实现的现代行政法精髓。

简介：歇后语是俗语的一种。纂辑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杂纂七种》中的歇后语，有许多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法律相关的内容，涉及到刑事法、民事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对应于现代法律部门的各色法律现象，反映了当时人对法律及其运行状况的体验和认识。歇后语中涉及法律事务的，多是“引子”，有时“注释”也涉法。歇后语反映当时社会的主流法律意识和观念倾向，尽管它对某些法律现象的反映有滞后性，个别歇后语也有不精确的情况存在。

简介：本文从公司董事合治理的理论出发，讨论了作为“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的商业银行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一直以来有着极强的“银行依赖性”，而且商业银行的利益往往得不到公司董事合的重视。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法》修订之余，应当增加商业银行参与上市公司董事合治理的内容，在完善董事合治理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商业银行的利益。

简介：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简介：子长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要任务是受县财政局委托履行财政投资管理和监督职能，对该县区域内的财政投资项目和财政融资项目的立项、招投标、概算、预算、决算等进行评审。为了适应评审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中心对在职员工按照有关学习制度，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每周政治理论和有关财经政策、法规、条例的学习、并结合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

简介：保险人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过度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倾向。其原因主要源于保险人强势地位、立法的倾斜保护和法官的扶弱心理,并由此引发了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严苛司法审查。但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出发,也应考虑投保人可能的道德风险,兼顾保险人的效率和公平。法院司法审查应严格遵循《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保险人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明晰免除责任条款适用的范围以及保险人举证责任,并通过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等制度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

简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将对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侦查等重要职能的公安机关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法治公安建设也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谓＂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一般包括理念法治化、证据严谨性及庭审实质化这三重含义,其中主要凸显的是审判的权威性、终局性以及对证据的判断认定。在＂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公安机关一方面要树立牢固的法治理念,不断增强自身的法学素养和业务能力,强化证据法学观念,打造合格的执法队伍;另一方面,要在侦查机制、行政执法、内部考评制度等实际工作中做出相应的调整,改变＂口供为王＂、＂从供到证＂等办案思路,以适应＂审判中心主义＂的各项要求,使法治公安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简介：商南县疾控中心位于县城长新路中段，占地面积2006平方米，属财政全额拨款正科级卫生事业单位。现设有10个科室．在岗职工33人。承担着全县24万人的各类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卫生监测检验、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等主要工作职责。

简介：在以西法东渐为特点的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外国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也带来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法律观,并因此揭示出中国近代法史的世界史意义。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顾问的法国法学家宝道在华期间曾经针对中国法律和政治写下了一系列意见书和论文。从他留下的作品中,我们可知,这一外国顾问本着职业精神,竭尽所能希望对中国法律现代化作出贡献。但他追求的并不是革命式改天换地的现代化,而是以渐进的方法更加务实地推进先进立法的实施。宝道对中国法的观察立足于其对欧洲法的知识,无论是对中国法律的评价还是改进意见,都是以欧洲法律为标准的。他的观点并未摆脱20世纪初逐渐形成的法学国际共同体的窠臼。具体而言,温和的进步主义和普世主义是所有投身法律现代化潮流的法学家都无法避免的思想底色。

简介：围绕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第94条第2款以及第108条的适用,国内学者对应如何理解传统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和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就在我国1999年合同法实施不久,德国立法者以的形式对其实施100多年的旧有债法体系进行了实质性和重大的修改,其中亦包括对不安抗辩权的修改,这为我们理解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法视野.

简介：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完成公法任务的新景象中，私人主体虽然从形式上看是私法主体，但是却承担着公法任务的履行责任，这对于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深远的挑战。公私协力中私人主体的基本权利能力问题成为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权衡各种学术与判例的基础上，私人主体活动的“公共任务属性”应作为参与公私协力的私人主体基本权利能力的判断基准。与一般私法主体不同，公私协力中私人主体基本权利能力的取得、变更和消灭具有特殊性，需要加以特别关注。

简介：中国古代在吏治方面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局限性的影响，治理常常并不彻底，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以为，基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延续性，研究中国本土的吏治制度经验及其价值，对当今惩贪治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较为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在吏治领域的措施，特别是监察法治，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立足国情，以现代行政监察制度创新为中心，阐述了古代吏治经验的借鉴价值。

简介：作为明清社会“健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大量词状被递交到当时官府的情形引人注目。撰写词状往往需要颇为专门的知识与技巧，而这些词状的作者又是从何处习得？现藏日本、美国、台湾地区的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等稀见史料表明，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尽管其传播途径在清代日趋缩小，但却始终未被彻底堵塞。

简介：抗日战争大后方司法改革，是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以来推行司法近代化改革进程，在全民族抗战的特定时空下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战时司法的特色。以战时首都和陪都重庆为样本，梳理和复原抗战时期国家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及其在大后方的实施状况，尤其是大后方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实践，探讨和归纳全民族抗战的视阈下，大后方司法制度改革的理性与经验，以及战时司法的社会功能，无疑有助于弥补抗日战争史研究和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研究的薄弱环节。

简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督权的重新配置，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得以在此过程中产生。此次修宪为之作了颇多的宪法设计，尤其是对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进行了规定。据此规定，监察机关与权力机关是“产生、负责和监督”的关系，与司法机关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与行政机关则为“不受干涉，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下级监察机关间则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运行需以宪法为遵循，同时，对宪法上监察机关和监察权定位和性质的考察，也需通过上述国家机关间关系的讨论来展开，并需注重机构设置与权力运行的实际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