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民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凸现，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特点。探讨权利与利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于确立正确的权利观十分重要。“利益”是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权利”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物，是基于人的独立性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主体对利益诉求的资格确认，是人的尊严的“护身符”。“权力”或“公共权力”则是一种支配性的强制性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不仅不能侵犯而且要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为此，公共权力应有所限制和受到监督，公共权力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也不能任意侵犯个人的权利。

简介：“个人权利”缺位是古代“义利之辨”和“义利观”的根本局限。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之辨”，确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就必须引入“权利”观念，由此建构起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两个相互统一的基本模式：“合权利之利，义也”；“合权利与义务统一之利，义也。”当然“义”还具有“公道”和“德性”的要求。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正是形成健全人格、提升德性的基础。

简介：本文从宪政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农民权利的缺失进行分析，指出农民权利缺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宪政建设的不足，在于我国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对农民权利确认和保护的不足，在于我国农民缺少真正有效的自治组织和利益表达机制。因此，要使我国农民权利缺失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必须完善我国的宪政建设，使农民真正在权利分配中处于公平和平等的地位，使农民权利的实现有完整的制度保证。

简介：在毛泽东的妇女经济权利观中，首先论述了妇女经济自由和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然后在家庭私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妇女家庭财产权、土地权和劳动权等权利内容，赋予妇女这些权利对于实现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利的论述对于当今研究妇女问题，如建立两性社会伙伴关系、妇女问题分层研究、生育的社会化、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主体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价值。

简介：本文译自英国左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佩里·安德森2007年出版的著作《流派》(Spectrum)一书中的《哲学》部分中的第四章《武器与权利:可调整中心》(ArmsandRights:theAdjustableCentre)。在论文中,佩里·安德森从比较视域深入分析和讨论了当代西方三位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尤根·哈贝马斯、诺贝托·博维奥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正义的思想。

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统治”的准确含义是指人依据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对自然界所进行的合理改造和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独特贡献在于从消除社会原因的特定角度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所下的经典定义说明马克思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这一定义中的“物质变换”思想超越了人类统治自然界这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阈。当今时代，生态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与环境问题同样值得强调和重视。

简介：关于个人与社群谁更优先和本质的辩论,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伪问题。在黑格尔的自由—权利辩证法政治哲学看来,法权—道德—伦理,以及家庭—市民社会—国家,都是人类自由本质实现的不同方式或环节。它们既不是平行的具有同等价值的罗列,也不是严格按价值或本体论优先次序的前后排列,而是共同构成人类自然、道德和理性三种根本自由本性及其具体权利获得全面实现和发展的有机整体。因此,个人与社群或个体自我与伦理共同体,实际上是个体生命中自在统一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品格的外在实现和存在形式,属于个体自我全部内容获得整体性表现的有机构成要素。谁都不是固定静止的起点或终点,它们共同处于人类自由—权利及其社会制度的永恒运动发展中,亦即人类自由和理性精神愈益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文明进程之中。

简介：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中与体育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十分酷爱体育运动,而且终生躬身践行。邓小平积极从事体育运动实践,一方面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健脑益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邓小平经常参与的体育运动实践主要有登山、游泳、打桥牌、散步等。在运动健身和运动益智方面,邓小平为我们今天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探究邓小平体育实践,既是为了进一步弘扬邓小平的体育实践精神,更是为了把全民健身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简介：中央苏区军民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开展了体育运动，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当时的体育运动和军事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军事斗争的体能和技能，运动的项目也尽量往军事体育或与之接近的民间体育方面靠；二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即选用一些当地的传统体育项目作补充，并就地取材，自己修建运动场地和自制一些简陋的体育器材开展运动；三是领导带头，官兵同练，军民互动，即党政军领导带头，与普通士兵和百姓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军队和地方群众互相支持和帮助，同场竞技。

简介：举世瞩目的2002年日韩世界杯带着许多争议和意外落下了帷幕，但毋庸置疑的是，场下韩国20万“红魔”狂热而不失理智的助威文化成为了本届杯赛的最大亮点，留给了世人许多耐人寻味的思考。正如韩国政府在赛前预言的，本届世界杯成了韩国大团结的契机，韩国国民“成熟的市民意识”和“独特的助威文化”不但大大加强了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而且就连各类犯罪案件也得到了有效地控制。据报道，本届世界杯开幕后，韩国共发生了10824例犯罪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1％。杀人案件的下降幅度更大，由去年同期的36例下降到了现在的12例，下降幅度为66．7％。与此同时，抢动和偷盗案件的发生率也下降了21％和34．4％，强奸案件的发生率下降了35．2％。可见，在现代社会里，重大体育赛事影响大、观众多、范围广，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育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