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法确立的受贿罪由于规定本身的不科学性，导致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疑难问题。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要求，将动用行贿手段谋取不确定利益纳入不正当利益范畴进行评估，对受贿罪的主观形态应肯定存在间接故意，以数额确定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的模式存在较多缺陷，建议对受贿罪的刑罚处罚应建立以情节为中心的标准体系，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简介：在传播性病罪中，严重性病的范围应以卫生部发布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的8种性病为宜。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患有8种严重性病之一，而希望或放任卖淫嫖娼行为发生。本罪的既遂形态为行为犯。本罪与故意伤害罪发生竞合时，应按法条竞合处理，定本罪。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的强调，以推动自首、立功等从宽制度更好地实施，不是在现有从宽基础上再予以额外的从宽。除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对选择刑事速裁或其他简化程序的被追诉人，应以独立的实体性从宽措施补偿其程序保障的减损。补偿力度应与程序简化程度成正比。应限制被害人谅解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影响力，其不应作为选择刑事速裁或其他简化程序的影响因素；在刑罚适用上，应拒绝被害人绑架司法的行为。从被追诉人能力、辩护人能力与尽职情况及律师独立辩护理论的妥当性考虑，律师无权否定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律师异议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简介：构成非法占为己有,主观上必须有易合法持有为不法所有的意图,客观上必须具有以物之所有人身份自居的行为。对于上下、主从者之间的占有归属,应区分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包装物、封缄物的占有,一般而言,应采受托人占有说,即不管受托者是取得被包装物、封缄物的整体,还是抽取其中的内容物,都应该定为侵占罪。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起点辩析吴学斌史凤琴传统观点认为，贪污受贿犯罪的起点是以贪污受贿数额为标准，但对过去《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关于犯罪数额的规定又颇有微词。有学者认为该规定实质上是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定为２０００元，规定太宽，并建议降低贪...

简介：滥用职权罪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认定滥用职权罪关键在于认定“滥用职权”，主要包括滥用行为和职权界定两个方面。滥用的表现形式应当包括超越职权和不正当行使职权两种，超越职权系指无权而行使职权，不正当行使职权是指有权而违反规定行使。职权的范围及行使方式系滥用职权的标准，应当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内部章程等予以确定。

简介：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具有相同的入罪要素和犯罪构成雏形。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出罪要素上,即前者具有犯罪豁免性质的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的出罪要素,而后者没有犯罪豁免事由的出罪要素。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具有明显违反法治精神的缺陷,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上并不比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更有优势。对于各种类型的复杂疑难案件,并非更换犯罪构成体系即可解决问题,主要应从刑法解释论、罪数形态论、认识错误论、共同犯罪论、违法实质论等其他相关理论来探求解决问题之道。

简介：

简介：贝卡利亚提出的＂罪刑阶梯＂包含两个部分：＂犯罪阶梯＂和＂刑罚阶梯＂。作为＂刑罚阶梯＂在我国刑法总则中的表现,存在着＂时间阶梯＂,其按照轻重程度排列,具有阶梯性和转化性的特点。刑法修正案（八）对总则中部分时间规定作出了修改,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却没有同时对其他的相关时间规定作出调整,亦导致一定的缺陷。除对刑法修正案（八）未相应调整之内容进行完善外,还应该缩小管制刑的期限。

简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试图解决非法言词证据主要是违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可采性问题。但当前实务中亟待解决的一些争议问题，如疲劳审讯、超期羁押以及引诱、欺骗性取供，《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未从正面予以明确规定。虽然如此，实务中仍应通过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法解释方法的运用正确解决上述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此外，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部分程序设计，主要是庭前会议中能否排非、如何保障辩护方排非的权利以及侦查人员出庭后的身份问题等等还存在一些不足或缺憾，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设计，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真正得以“落地”。

简介：随着刑事和解实践的逐步深化，诸多制约刑事和解发展的瓶颈问题也不断凸显，如何破解这些问题，构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程序规范并有湖南特色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需要在指导思想上重新认识刑事和解制度的政策和法治结构功能、建立科学配套的刑事和解办案质量考核考评机制、科学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办案程序、引入第三方参与的民主司法机制、提升和解公信力等四个方面探索深化。

简介：伯纳德·哈考特在《危害性原则的崩溃》一文中提出，危害性原则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也失去了其自由保障机能，正处于崩溃状态。劳东燕通过对中国现状的考察，写成《危害性原则的当代命运》一文，指出在中国刑事司法日益政治化，危害性原则正陷入困境。实际上，危害性原则崩溃的本质在于国家权力凭借风险控制的正当理由不断蚕食公民自由，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同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实体法意义上的标准难以客观化，外部的法制构建也许更有建设性意义。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规则定位上反映的是＂程序理性＂而非＂实体理性＂,在法律效果上对辩方有利而非对控方有利,在事实认知上妨碍事实查证而非促进事实查证,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体现了一国刑事司法的法治水平。目前我国严格运用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十大技术难题,即定义难、辨别难、提出难、举证难、调查难、对质难、认定难、排除难、协调难和配套难。＂两院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价值理性层面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质确立。在技术理性层面是否解决或者部分解决了上述十大技术难题,需要将其15条规定逐条与上述技术难题进行对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