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七曜术在早期经过中亚、西域一带传入中原,不免染上这一地区的色彩。对于此事,如要进行深入确切的探讨,恐怕不得不求助于数理天文学的方法,但由于史料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迄今尚近于空白。而就较为表面的层次言之,则已有若干有力的证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七曜值日的各种译名。这些七曜值日的“胡名”,通过汉字音译转写而保存下来。它们最早起源于何时,至今无从详考。今人的考证只能从唐代译成的《宿曜经》(全名《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出发。《宿曜经》卷下载有“诸国人呼七曜”之名,包括“胡”、波斯、天竺诸语对七曜名称的音译;伯希和、沙畹认为所谓“胡”指康居,故以康居语求出其对音。这里将《宿曜经》所录各语音译、伯希和与沙畹所求得的康居对音,以及三种敦煌七曜术文献中所用的七曜名称,列成一览表如下:
简介:本文从记载孙权二子夺嫡事件的基本文献《三国志·吴书》及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语》人手,首先分析二子夺嫡事件的历史记载与文献依据,探明对二宫夺嫡事件的政治结论在孙皓即位之前并无定论,此后褒扬太子党而贬斥鲁王的主流评论是从孙皓即位后才逐渐确定的。进而对太子、鲁王党争两派各自结党原因进行溯源,太子党主是以顾、陆子弟为首的,具有一定操守与传承的吴郡士人群体,鲁王党则是以全琮为首的以共同利益为枢纽的临时政治集团。由此认为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实际早已存在矛盾,即以陆逊、顾谭为核心的吴郡士人与全琮、步骘等或因军功,或因孙权出于限制陆逊等人权力的目的,而在建国后大力奖拔的后起官僚的矛盾,这种矛盾因“二宫并阙”而公开化,最终以二党皆败,孙权改立孙亮而告终。笔者认为,不应将二子夺嫡及党争简单归咎于孙权晚年昏聩,而应从孙吴君臣内部矛盾的发展人手,从而探明孙吴中后期政局变动的历史脉络。
简介:<正>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的推行,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当时提出并得以推行?原因究竟在哪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一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错误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错误分析,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这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决定的。但是,陈独秀无视这一客观条件的存在,把
简介:<正>清仁宗嘉庆二年(1797),贵州南笼府和贵州、广西交界地区爆发了由王囊仙领导的苗民反清起义。自雍正年间,清廷对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来,虽有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一面,但同时也给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在贵州和广西交界的苗族地区,大量涌入的汉族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与清廷各级官吏及苗族上层统治者相勾结,对苗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压榨和欺凌。他们大量兼并苗民土地,使其“尽成佃户”;同时又用高利贷进行盘剥,借谷一石,不出一月竟收三五石之巨,从而给苗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正如这次起义首领韦七绺须(即韦朝元)所说:“苗民穷苦,重利借债,后来债负愈多愈穷。”。这样,就造成了以清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广大苗民的尖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