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提出“唐之词则诗之裔,而宋之词则曲之祖”,承认唐词继承了诗的精神,宋词则排 出在外,所以说“供奉之清平､助教之金荃,皆词传于诗者也｡玉局之以快爽致胜,屯田之 以柔婉取妍,皆词夺其诗者也”,李白的《清平乐》与温庭筠的《金荃》既得词之绮靡,又 传诗歌的比兴之义;而苏轼､柳永的词则淹没了诗｡其在序言中提出了词的源流正变,将唐 词作为正,宋词视为变,只有唐词才是诗之苗裔,这是中国词学史中较早地以词作为本位探 讨词学寄托理论的文字,姑且称之为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论｡云间词派的蒋平阶也持相 同观念:“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 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42]认为词如诗,五代时词才保持着诗的风采｡ 张惠言同样继承了这种思维,其《词选序》 :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 谣里巷男 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 ,骚人之歌,则近之矣｡[43]
这段常见的诗学语言,若果单单就此而言词之“寄托”,的确显得理由不 充足｡一 般只是注意张惠言关于“意内言外谓之词”,而不注意该序开头的一句话:“词者,盖出于 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词出于唐之诗人,唐之诗人写词, 将诗的精神入词中,所以他在该序中也梳理了词发展的源流正变,说: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 罖､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 ､司空图､韩翭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五代之 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 ,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绝伦｡亦如齐梁王言,依托魏晋,近古 然也｡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 沂孙､张炎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 ,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 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44]
认为温庭筠词是最上品:既有词之韵味,又有诗之精神,在张惠言看来,五代之后的词学发 展渐渐进入迷途:要么失去词的文体特征,要么忘却词应具有诗的旨意,正所谓“安蔽乖方 ,迷不知门户｡”透过上面分析:明清人关于词之“寄托”理论的建构均是以源流正变为基 础树立唐词特别是温庭筠词的地位,将词之“寄托”理论从先前的以诗建构的外在模式回到 以词为本位的建构模式｡
词之“寄托”理论相当重要,决定着什么是词体文学的重大问题｡以词为本位的“寄托”理 论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词从抒情的本质讲,词是诗;如果从文体美学风格看,词不是诗 ｡明代中后期,关于词应具备什么样的美学风格带来诗词曲体式之辨,因此回归到以词为本 位的“寄托”理论当是必然结果｡早在宋代已经存在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和苏轼“词自 是一家”的言说,前者以词为本位,后者以诗为本位,虽然在创作中存在越位的情况,但在 理论意识上,两派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元明以来的词学实践,无疑强化了词如诗的理念,互 相分离的理论意识开始互融,如明朱承爵所言:“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向与诗略有不 同｡”[45]但词从此成为诗,会不会从此取消词 的独立性呢?明人在此问题上论述颇多且几乎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即“大约词体以婉约 为正”[46]､“词须宛转帛系丽,浅至儇俏,挟春 月烟花于闺辤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 乃为贵耳｡”[47](P385)在此种词体风格指导之下展开了和诗之间的辨 析,如“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48](P385),到清代李东琪仍总结道“诗庄词媚,其体元别”｡[49 ](P606)如此执著地辨析,无非是说明诗词有相通之地,且应有相别之 处,相通在于词应有诗的寄托精神,相别在于词具有不同于诗的美学风格,所以李冬琪认为 写词“不得因媚写入淫亵一路｡媚中仍存庄意,风雅庶几不坠｡”[50 ](P606)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集》,在反复的诗词之辨中得到张扬 成为了词学正典,成为诗词二者中途的理想地带:既得诗之菁华,又存词之美媚｡
以寄托言词本非首开于清代常州词派,但由此引发的得失无不集矢于此｡宋代已有用诗学观 念言词的先例,但其言说方式无不是就事论事,自发的诗词比附并未引起后人多大争议｡清 代常州词派引发后人争议的无非是其将温庭筠的词解释为“离骚初服”,而史书记载温庭筠 “士行尘杂”“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辞”[51] ,如此人品怎可产生如此词品?后人的争议其实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以词学为本位的“ 寄托”何以可能｡其实张惠言的词论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是言词,其二是作词,二者实为 二而一的关系,言词是为了指导作词,而这正是今文经学典型的做法｡张惠言说:“以其文 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难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 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52](P1617) 提醒作词者:词虽文小却有至者存焉,不可因其小而“苟为雕琢曼辞｡” 此点常州后学周济领会最深,张惠言编辑《茗柯词选》,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 周､ 秦之面目｡”[53]一“铸”字大可考究｡道光时 潘曾玮也说张惠言《词选》:“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周济《词 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无不是在说明他们的词学理 论以说词来指导作词,那就是所作之词“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其中当有至大至刚的诗魂 存焉,言下之意则是词既有词本有的雕琢曼辞,又存诗的寄托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