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与文人：中国现代作家北京印象研究

京城与文人：中国现代作家北京印象研究

郝泽华

——以老舍、沈从文为例

郝泽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市100875

摘要：北京作为一座历史古都，具有深厚的政治和文化底蕴，多种思想的汇聚冲撞，使北京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圣地。不论是本地作家还是外来文人，都从北京城获得了多样的情感体验和绝佳的写作素材。一方面，现代作家们的在京生活经历和对京的情感、印象对他们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家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认同与归属势必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文人们也凭借自己的作品在塑造文学史里的北京城。在现代作家建构北京这一文学中的城市的过程中，随着文学风格的传承，作家创作所积累的经验本身也逐渐成为后世作家和读者书写北京、理解北京时所运用和面对的新的文化符号，这便是作家与城市双向选择、动态交流的结果。本文以老舍、沈从文两位作家为例，从北京人和外来人两个视角，结合作家作品和作家在京境遇分析京城与文人之间的双向影响。

关键词：中国现代作家；北京；北京印象；鲁迅；沈从文；老舍；萧乾

一、老舍与北京：北京人笔下的深沉“京味儿”

中国现代作家老舍以其代表性的“京味儿”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其北京本地人的文学创作身份，使其作品中的老北京生活更加生动真实，带有淳朴的厚度与质感。其子舒乙也曾提到：“老舍笔下的北京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实地核对和考验”。[]

出生于北京城市贫民家庭的老舍，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作为淸皇城的护军牺牲，家中生计全部依靠母亲的零工，可谓生活艰辛。此外，少年时的身体孱弱使少年老舍不似同龄人版轻松快乐，而是平添几分忧郁气质。他的小学同学罗常培曾说：“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

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很少描写社会的重大事件，往往惯于以贫寒困苦的穷人的眼光去观察北京市民的生存状态，善于从极普通的市民的日常生活、人生悲喜剧中，挖掘深奥的悲剧意义，用温厚的态度描写市民社会的世态人情。他用含泪的笑面对人生的矛盾，惯于以喜剧的方式书写北京小市民的绝望与悲剧。

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牵动了他的复杂的心理感受，其中既有对于北京文化中蕴含的贵气、含蓄、精致的美学和难以自禁的欣赏、陶醉与骄傲，也有因身处北平之美并渐渐见其流逝而产生的伤感、悲哀、迷茫与绝望。他把对北京文化的深沉批判与现代文明及现代命运引发的种种挽歌交织在一起，使其作品中的“京味儿”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特征与表象，而是一种对于北京及北京文化的复杂的审美呈现以及对其在现代文明侵入的关键时刻的出路的深沉思考与探索。老舍也因此与同时代种种束流创作作品相比，蕴含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及文化美学。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曾写过这样一段关于北京秋景的描写：

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地流着，积水潭、后海、三海的绿荷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而雄伟地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美的景色；可是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挂着的是日本旗！[]

秋天本为北京的风物正好的季节，但悬着的日本旗，却昭示着江山易主，秋景虽在却不属于皇天后土的物是人非之悲愤，风景之美只能更加让北京人感受到亡国之痛与丧国之悲。这些都是通过“京味儿”的文学创作展现的情感，一方面凸显了老舍深厚的笔力，另一方面也使其作品中的“北京人”意识较为明显的凸现出来，增加了故事的感染性。

在老舍的作品中，北京人对其文化和地域的自豪感是饱胀的。虽然在老舍的笔下，往往是一个个身处卑微贫寒夹缝中的小市民来看待这个世界，但是，身为北京人的骄傲始终充溢在老舍的作品中。例如，在作品《离婚》中，张大哥“觉得前生定是积下阴功，所以不但住在北平，而且生在北平！”此外，在他看来，“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教，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再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认定“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是不朽之城”[]。此外，在《骆驼祥子》里，祥子从西山出逃，远远地望见北京城所往京郊景色，觉得“这样的树、麦子、荷叶、桥梁，才能算是树、麦子、荷叶与桥梁。因为它们都属于北平”[]，甚至提出了“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的想法。以上可窥老舍文学风格与北京心理一隅。

在作品语言上，老舍由于自幼深受鼓词、相声等市民阶层中各类通俗文艺的影响，坚持了北京的白话语言创作，对北京人民口语纯熟准确的运用，给作品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人物的性格得到鲜明生动形象的表现。例如《骆驼祥子》中，一次在烈日下，有的车夫中暑发病，“一头栽到地上，永不起来。”[]用“栽到地上”而非“倒在地上”更能体现病发之急、天气之酷热；写祥子拉车，由于汗水，“裤褂全裹在了身上。”[]一个“裹”字，极言其出汗之多，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与张力。这些词汇都是平民化、口语化的，但都使用得准确而自然。

老舍的内心世界并不像其“京味儿”作品般风趣幽默，他同样有着偌大北京中每一个平凡人的痛苦、孤独和迷惘和生命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呈现更为真实的北京小市民生活，他的创作实践极度刻苦与认真，在创作中，老舍燃烧和消耗着他自己对于人生的探索、思考，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皇城根下没落的八旗子弟的生命。他的创作与他的人格密不可分，同时也相互塑造，相互激励，相互影响。在风趣幽默的“京味儿”文字背后，并非一笑而过的消遣之谈，而是一位作家对一片土地的深沉的情怀与爱恋，它们最终汇聚于一点，共同构建了文学史上一个象征着但不仅止于“京味儿”的、不可复制的、有血有肉的文学符号——老舍。

二、沈从文与北京：“乡下人”与现代文明的相斥与相吸

生长于湘西的沈从文一生以“乡下人”自居，其文学创作多以湘西作为主体，着力构建其理想中自然原始、质朴纯粹的精神家园，而鲜少有以北京为对象的作品，但不容忽视的是，沈从文与北京保持着一种独特而紧密的联系。沈从文作为一个“乡下人”，对于“美”的追寻，通常基于对自然质朴的观念上，而北京，作为一个传统与现代化相糅合的城市，以其历史上的沉浮变迁对沈从文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沈从文在北京这座城市中度过了47年，在这大半生的时间里，沈从文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体悟和诠释着北京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

沈从文少年离家北上，作为“一个初从内地小地方来到大都会的穷小子，生活的保障只是三年当兵四年作誉录生——以及一点内地小学教育的有志之士”[]，初到北京的沈从文经历了经济拮据之困与求学不得之苦。上大学本是他北上的动力，但经济上的匮乏和报考燕京大学的失利使其始终未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而只能选择在北大旁听。这对于青年时期的沈从文来说不可不称为一个打击。因此在京最初的几年时间中，沈从文在北京这座现代城市中看到的，更多为现代化背后的不堪之处——上层阶级的病态与扭曲、普通市民的压抑与孱弱、整个现代化制度深层的颓败堕落以及整个现代化文明的摇摇欲坠。

湘西的乡野生活是沈从文生命之根，也以其独特的苗、土等少数民族文化孕育了沈从文独立的气质与个性。在京的失落境遇以及北京现代化城市快节奏的文化场域与其童年湘西的乡野生活形成的强烈落差，使沈从文更加着意于思索自身的定位，思考人生追寻，并开始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在北京这座现代化城市中逆现代化思潮而上，以湘西异域文化中朴素的自然观、生命观为写作源头，围绕爱、美、自然等主题，构写身为“乡下人”的美好湘西愿景。

北京使沈从文认清自己的书写身份——“乡下人”，并进一步实现从一个纯粹的“乡下人”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批判者的重要见证。在北京的经历，使沈从文对自身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现代文明的映衬下，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更加清晰，并以此阐发了对于湘西人与自然的书写。此外，在与京派作家文人的交往中，京派兼容并包的文化风格也使沈从文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因此生发大量文学创作的灵感。其中，代表沈从文文学成就巅峰的作品《边城》正是创作于北京。分析沈从文的湘西主题作品不难发现，其对于苗文化的书写并不是单方面的，例如《边城》中既有对当地傩文化的信仰代表——傩送，亦存在对汉文化的信仰者——天保，沈从文作品中这类汉族主流文化与边城少数民族文化的冲突，是沈从文身处都市社会中思考乡野世界的结果，这种对立正是“乡下人”沈从文在身处北京时的亲身体验，而在《边城》这一桥梁之上，沈从文将城市与乡野的对立与联结进行了深入的思辨与探索，将理想的家园与现实的境遇勾连，实现了对二者的理解和反思。

沈从文对于北京的情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从北上初期在京频频受挫对北京的憎恶，到在京数载后对北京社会现实的痛心和反思；从第一次进京时的拼搏进取，到近二十年后重返北京后对北京情感的深沉积淀，随着与北京的牵绊日渐深沉，沈从文对于北京的心理与情感也不断地转变。在京初期，沈从文仅仅停留在发现北京时弊的阶段，但随着对京认识的不断深入，沈从文开始在批判北京之弊的基础上揉入自身对于“自然与人”的思索，在1946年重返北平，在北大任教后，沈从文对北京的情感开始处于救大于弃，爱大于憎的状态。在1948年，沈从文曾以巴鲁爵士的笔名发表一篇名为《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的文章[]，在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对于北京进一步规划与建设的一系列建议，在提出乌托邦式畅想的同时，他提出了“美育代宗教并改造整治”的观点，此时，沈从文已经由北京之“客”，成为了北京之“主”。从幼时对北京的向往，到对北京的失望、憎恶，再到对北京的攫取与利用，最后到对北京的爱与付出，沈从文因北京而构建起了他的“希腊小庙”，也为北京建起了属于帝王之都的浩然轩阁。

三、多面北京：作家与城市的双向交流

伍施乐曾在论文《论现代文学中的北京形象》中对北京形象做出过这样的界定：“这里的北京形象指的是以北京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中所建构起来的具有文化品格和文化力量的城市的形象。”[]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既有反映情趣天然与文化享乐的审美经验的四合院，也有作为愚昧落后征象的大杂院；既有作为传统文化表征的老人形象和反映现代文化精神的青年形象，亦有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间踟蹰、徘徊的末路者。多种思想的汇聚、奔流、冲撞，使得北京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圣地。我们无法判断哪一面才是北京的真容，或许多种面孔本就是包容、复杂北京的真容。总之，由于不同的生命体验与多样的文学表现方式，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形象是立体的丰富的。

理査德利罕认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在京生活过的中国现代作家，其作家性格形成也受到北京这座特殊的城市的熏陶渐染。多元化的北京和相对稳定的环境给了在京作家创作发展方面以极大的可能性，与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和融合。由外地来京或是长在皇城根儿底下，每位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其生命遇到北京时所携带的底色和故事，是不可统一的，敏感触点自然也不同，这使其在北京接受到的信息和影响也不尽相同。而北京因其多元化和多面性给了不同背景的作家以不同的印象，作家选择接受的方面也各有侧重。在现代作家建构北京这一文学中的城市的过程中，随着文学风格的传承，作家创作所积累的经验本身也逐渐成为后世作家和读者书写北京、理解北京时所运用和面对的新的文化符号，融入了作家自身思想情绪的文学中的北京就不再只是兼具“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对立冲突的文化符号，这便是作家与城市双向选择、动态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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