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吟咏情性”角度看唐诗、宋诗“气象”之异

试从“吟咏情性”角度看唐诗、宋诗“气象”之异

钱旭森

西藏民族大学 研究生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严羽所著的《沧浪诗话》中对唐、宋两朝古诗留下了“气象不同”的评价，但如何不同未能言明。本文试从“吟咏情性”的角度，分析两朝诗文“气象”之异常。

关键词：吟咏情性；沧浪诗话；气象

《沧浪诗话》是严羽的一部诗学批评作品。在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的观点，为后世诸多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其中，严羽虽然比较有针对性地在《诗法》一篇中对北宋朝诗作提出了“发端忌作举止，收拾贵在出场”、“不必太著题，不必多使事”等作诗方法上批评，但在其他方面则并未着过多笔墨，尤其是在“气象”的问题上，留下了进一步阐发的空间。

一、《沧浪诗话》中的“气象”及唐宋诗的代表人物

(一)《沧浪诗话》未能言明的“气象”

“气象”一直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自先秦至宋朝，“气”、“象”从两个各自表示不同含义的单字合成为表达自身特殊含义的复合词——“气象”。

在《沧浪诗话》中，严羽将“气象”视为“诗之法”中的一项，作为批评标准的一种，他提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1]”据此,他对唐、宋两朝的诗作做出了一番比较：

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2]

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3]

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4]

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5]

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6]

这些论述从多个方面对唐、宋两朝的诗作进行了对比。对两朝五言绝句的对比，郭绍虞指出：“沧浪袭用诚斋语义处甚多，此亦一例。[7]”将严羽的这一评价的来源溯至杨万里。而其余“唐人命题”、“唐诗胜宋诗”、“词理意兴”的说法，严羽也有相关的论述。唯独在“气象”的问题上只留下一句“气象不同”，未深入阐明不同之处。因而留下诸多讨论的空间。

有说法认为：“严羽的‘气象’指的就是诗歌的意象，是指诗歌的意象的浑融或浑成。”[8]还有说法认为：“他要求‘气象’不仅是‘浑’，而且更追求‘雄’与‘浑’的有机融合[9]”。这两种说法都存在其片面之处。第一种说法将“气象”与“意象”简单等同视之，实际上是限制了“气象”这个词的内涵；第二种说法虽然意识到“气象”是由多种要素有机融合而产生的，但对于组成要素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较为合理说法是：“这里的气象，是诗歌各要素构成的整体境界，表现为一种感性风采。[10]”这种说法克服了前两种说法的缺陷，既说明了“气象”的组成方式，又说明了它的组成要素。郭绍虞也曾引陶明濬的评价来表达类似的观点：“体制如人之躯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11]”因此，对于“气象”的认识，本文也采用了最后一种说法，即认为气象是诗歌各要素构成的整体境界，表现为一种感性风采。

同时需要注意到：“气象”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的，大至一国、一朝，下至各个作者乃至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气象”都是天差地别的，要想进行比较，必须从诗的本质入手寻找方法。严羽提出：“诗者，吟咏情性也。[12]”将“吟咏情性”作为诗的本质，所有的诗人作诗的目的也都为了“吟咏情性”。诗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这就直接导致了诗人会各自采取各自不同的方法“吟咏情性”，这些方法的差异作为诗作“气象”的组成部分而反映在了“气象”之中，从而导致了不同诗人之间“气象”的差异。对于同一诗人的不同诗作也是如此，当作家尝试以一种其之前从未尝试过的方法“吟咏情性”时，其作品“气象”较之以往必然会发生变化。一朝一国的诗作“气象”也是同理，只要诗人们所广泛认可并采用的“吟咏情性”的方法发生变化，诗歌的整体“气象”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若是想比较两朝诗作的“气象”，可以从两朝诗人普遍“吟咏情性”的方法着手，比较不同方法对“气象”的影响。

为了便于这类比较的进行，本文选择以李白、杜甫作为唐诗“气象”的代表，以苏轼作为宋诗“气象”的代表。

(二)《沧浪诗话》中的唐宋诗代表——李白、杜甫、苏轼

李白、杜甫、苏轼三人，在《沧浪诗话》中皆有提及，并各自具有其代表性。

严羽取法盛唐，主张“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3]”，能入其“法眼”的诗人便屈指可数了。而在这些诗人之中，李白、杜甫二人是其最为赞赏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李、杜二人提出了极高的评价：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14]

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15]

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16]

可见，就严羽看来，李、杜二人在盛唐诗中的顶尖地位诗是无可撼动的。诚然，李杜二人的特殊性也是存在的，严羽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他如是说：“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17]”这句话恰恰说明了二人的特殊气质并非是与其他诗人的“气质”不同，正相反，他们在“气象”上的表现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更加突出，他们所吟咏出的情性也远在同时代其他诗人之上。以他们的作品作为一般标准要求其他诗人确实强人所难，但作却最能凸显出唐诗“气象”之所在。

对于苏轼，严羽则有另一番评价。严羽推崇并主张模仿盛唐的诗作，因此对于模仿盛唐或者有着盛唐气象的诗作、作者他往往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也正是因此，严羽也在《沧浪诗话》中留下了一段十分关键的评论：“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18]”严羽明确提出：宋朝诗作“气象”的转变始于苏轼、黄庭坚。黄庭坚被江西诗派奉为“三宗”之一，同时其曾游学于苏轼门下，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因此，严羽追远溯流便将苏轼视为宋朝诗作“气象”变化的“始作俑者”。严羽认为苏轼“出己意以为诗”并将此认定为“唐人之风变”的“证据”。因此从苏轼的诗作中所体现的宋诗“气象”是最接近严羽所认为的宋诗“气象”的。

综上所述，以李白、杜甫作为唐诗“气象”的代表，以苏轼作为宋诗“气象”的代表，将两者加以比较，是可以获得最接近严羽对唐、宋两朝诗作“气象”认识的结论，并探寻两朝诗作“气象”的差异的。

二、李白、杜甫、苏轼三人的诗作“气象”

（一）李白诗作的“气象”

提及“盛唐”诗人，李白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其作品个性鲜明，得到了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一致的极力推崇。其诗作“气象”也极富特色。

根据《李白诗选》（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的划分，李白的作品分为五个时期：蜀中时期（公元七零一至七二六，李白一至二十六岁），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时期（公元七二六至七四二，李白二十六至四十二岁），长安时期（公元七四二至七四四，李白四十二至四十四岁），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公元七四四至七五五，李白四十四至五十五岁），安史之乱时期（公元七五五至七六二，李白五十五至六十二岁）。李白虽然才气过人，但其诗作的“气象”也是与其他诗人一样，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非一蹴而就。甚至直到李白创作生涯的中后期，其诗作的“气象”才大致定型，而这一时期也是其诗歌成就最高的时期。尤其是李白奉诏入京，亲身体会盛唐繁华并见证唐王朝盛极而衰的经历，对李白诗作“气象”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蜀中和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这两段时期内，李白的作品大多是于漫游中途经名胜古迹有感而发所做，或是为遥寄、送别亲友。这两个时期是李白作品逐渐成熟的时期，其“气象”尚未成型。到了天宝元年李白奉诏入京，来到了唐朝都城西京长安。不过繁华的长安城并没有给李白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仅仅两年后唐玄宗便将其“赐金放还”，开启了李白长达十数年的第二次漫游。这一段时间，李白的诗歌“气象”已经成行，并在不断的打磨中趋于完善。安史之乱的爆发则成为了一根导火索激发了李白的创作欲望，这场战祸一方面重燃了李白漫游途中埋藏多年未酬的壮志，另一方面也导致李白不可避免地怀念起曾经闲适的生活，加之其多年对文学创作的不断打磨，这时李白诗作的“气象”最终定型，并成为“盛唐气象”的代表之一。

《西上莲花山》是李白作于安史之乱初期的一篇作品，全文如下：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19]

这篇诗文前五句诗都是作者所想象的内容，描述了作者想象中在莲花山见到仙子的景象。仙子容貌美丽，举手投足间都展现出超凡脱俗的气质，甚至还“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而到了最后四句，作者飞上天可以俯视大地之时，却看到了一副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叛军已经占领占领了唐朝东京洛阳，大地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这些刽子手们却在弹冠相庆——庆贺他们的首领自称帝王。这前后的对比，美好与丑恶的鲜明对比，让人禁不住先是为之震愕，而后自然而然地为叛军的暴行感到愤慨，为王朝衰弱、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感到悲哀，而扼腕叹息，甚至义愤填膺。充分唤起了阅读者情感，并将读者引入作者主观表达的、感性的，具有诗人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的气象。

这并非个例，在李白的其他诗作中也可见一斑。例如组诗《永王东巡歌》：

其一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其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其三

雷鼓嘈嘈喧武昌，云旗猎猎过寻阳。

秋毫不犯三吴悦，春日遥看五色光。

其五

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其十一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20]

这是李白在永王李璘幕府任职时所创作的组诗，目的在于歌颂李璘的才德。这些诗篇同样非常注重引导读者情感与作者的主观情感相统一。这些诗篇大多描写了安史之乱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令人感到绝望、窒息，而随着之后永王李璘从想象中出现，将阴霾一扫而空，给人以希望，也使永王李璘的才德深入人心。

即便是在表现相对负面的情绪时，这一气象也依然存在。例如《江夏别宋之悌》：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

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21]

这首诗是李白作于流放夜郎途中所作的。当时永王李璘被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李白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受到了流放的处罚。这一气象仍然在这一作品中可以找到。这首诗前四句是写作者与友人的分别，将读者先带入了一种离别的愁苦之情中，而后四句则直接写出了作者当下的情感，白天听布谷鸟的哀鸣，现在又听见j的悲呼，再一想到自己此去不知何日可归，不禁悲从中来，“于此泣无穷”。完完全全将读者带入情境。

由此可见，李白是以充分唤起了阅读者情感的方法“吟咏情性”，并将读者引入作者主观表达的、感性的，具有诗人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的“气象”之中。

（二）杜甫诗作的“气象”

韩愈有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也认为：“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唯一可以与李白并驾齐驱的诗人只有杜甫。

根据《杜甫诗选注》（萧涤非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划分，杜甫的一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读书游历时期（公元七一二至七四五，杜甫一至三十三岁）、困守长安时期（公元七四六至七五五，杜甫三十四至四十三岁）、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公元七五六至七五九，杜甫四十四岁至四十七岁）、漂泊西南时期（公元七六零至七七零，杜甫四十八岁至五十八岁）。同样，杜甫诗作的“气象”也是在其创作生涯的中后期逐渐成型的，其作品也于此时达到最高成就。

杜甫的生平经历与李白也是极其相似的。早年的杜甫也离家外出游历，并有幸与当时“赐金放还”的李白共同游历过一段时间。随后前往长安参加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的考试，结果遭到权相李林甫一出“野无遗贤”闹剧的当头棒喝，加之其早年科举失利，杜甫只得走上干谒之途。但并未谋得什么重要的一官半职，甚至连糊口都比较勉强，壮志难酬，困居长安。之后安史之乱爆发，杜甫起初被俘，后逃出投奔肃宗，虽短暂任职，但最终弃官而去，流落蜀地，四处漂泊，最终客死他乡。杜甫作品的“气象”是在困居长安时逐步形成，在后来的游历中逐渐发展成熟并最终定型的。他也与李白一道成为了“盛唐气象”的代表人物。

纵览杜甫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与李白类似：都是以充分唤起了阅读者情感的方法“吟咏情性”，并将读者引入作者主观表达的、感性的，具有诗人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的“气象”之中。

就比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22]

这首诗作于成都杜甫草堂落成之后。作者通过这首诗表达出了一种闲适之情，这首诗的首联、颔联、颈联都是记录草堂周围的景致，清江绕村、燕鸥翩飞、妻子悠闲，一派乡村美景，使人放松，闲适之感呼之欲出。这时，作者适时出现，在尾联直接说出了“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过着这种不需要操心柴米油盐的生活怎能让人不感到悠闲而怡然，又怎能不让人羡慕？读者在作者诗中景色的感染下，感受到了和作者相同的闲适之情。

再看《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

卷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

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

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23]

这首诗是作者滞留梓州时所作。当时作者送友人严武还朝，至绵州奉济驿，正要返回成都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谋反，杜甫只能暂避梓州，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成都草堂。作者的担忧、无奈之情跃然纸上：前四句诗描述了作者在得知成都陷入战火时彻夜难眠的所思所见，由于心中有忧虑，夜不能寐，盼着天明好迅速上路启程返归，但残月之光、江水之声却搅得作者更加难以入眠。既然难眠，就免不了胡思乱想，刹那间“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寄人篱下生活涌入脑海，更加难眠，作者不由得担心起了自己的家人。最后一句诗将作者的这种担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读者在经过前文的描述后，也不自觉地与作者同情起来了。

最后看杜甫最后一首五言绝句《归雁》：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

肠断江城雁，高高正北飞。[24]

此处萧涤非采信了浦起龙的说法：“浦注：‘神味高远。旧编广德二年（七六四）自梓、阆还成都作，则‘东来’字不合。当是大历三年（七六八）出峡后诗。’信如浦说，则此乃杜甫最后的一首五言绝句。[25]”这时作者离开成都，试图北归回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漂泊无定，不禁悲从心起。诗的前两句直抒胸臆，悲叹一声，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这时看到了北飞的大雁，心情更加悲伤了：大雁能向北飞，我却有家不得回。行文至此，不仅是作者，读者也深深受到了感染，为作者这种悲怆的情绪所感染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李杜二人为代表的盛唐诗人“吟咏情性”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情满则溢”。即：对于即将到达顶峰的情感，诗人不会对他们加以限制，而是让它们自然地喷薄而出，以此来唤起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共情。

（三）苏轼诗作的“气象”

在《沧浪诗话》中，严羽毫不客气地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将东坡作为宋朝“气象”的“始作俑者”。《苏轼诗选注》也指出：“苏轼的诗与词，都是宋代的‘开派者’。[26]”可见苏轼在宋诗历史上的重要性。

苏轼的人生经历与李杜二人也是极为相似的。根据《苏轼诗选注》的划分，苏轼的作品分为三个时期：出蜀赴汴京及任凤翔判官、杭州通判、移任密州、徐州、湖州太守时期（公元一零五九年至一零七九年，苏轼二十四岁至四十四岁），遭到构陷谪居黄州后又复出再遭贬谪时期（公元一零八零至一零三九年，苏轼四十五岁至五十八岁），迁谪岭表及北归殁于常州时期（公元一零九四至一一零一年，苏轼五十九岁至六十六岁）。与其他诗人一样，苏轼的作品成就也于这一时期达到最高，虽然苏轼的诗作成就略逊于其词作成就，但也自成“气象”。

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年少便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二十一岁便得策论第二名，随后一路平步青云。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排挤，自请离京任职。而后因“乌台诗案”再遭贬谪，后随短暂再起，但最终还是一贬再贬，远至海南儋州。后得朝廷大赦，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苏轼在宦海中沉浮，与李、杜二人不同，他有施展拳脚的机会，在政治上确有作为，但却在政治斗争中屡遭排挤，从而一贬再贬。也正因如此，他并没有那种郁郁不得志的抑郁，而养成一种超脱的个人风格，但这种“超脱”并非其“气象”。由苏轼所引领的“宋朝气象”是：以充分唤起了阅读者情感的方法“吟咏情性”，却不将作者主观的、感性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加于读者。相反却在情感达到极致之前戛然而止，让读者自行品悟的“气象”。

首先来看《壶中九华诗并叙》：

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

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

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明处处通。

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27]

依并序的说法，这首诗作于作者贬谪南迁之时，看见湖口人李正臣有一块奇石，想买下来与自己收藏的仇池石配对，但由于贬谪未能成功。据《苏轼诗选注》的说法：“今见九华石奇绝，便联想到家乡的峨眉山。[28]”、“作者在迁谪途中，见异石而思故乡。自念孤绝[29]”。可见诗的首联、颔联二联看似是在写因没有买到九华石而遗憾，实际上则是在哀叹自己漂泊在外孤苦一人。就在这种孤寂之情即将喷薄而出之时，作者却顾左右而言他似的在颈联写九华石的样子、而尾联却同情仇池石太孤单。看似同情石头，实则同情自己。充分体现了作者以唤起阅读者情感的方法“吟咏情性”，在情感达到极致之前戛然而止，让读者自行品悟的“气象”。

其次是《儋耳》：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30]

《苏轼诗选注》解读说：“元符三年作。这年宋徽宗嗣位，诏元佑中谪官都迁回内郡居住。东坡在海外已得知这一消息，因作此诗。[31]”诗的首联、颔联、颈联主要写的是作者听到小人被黜，朝政更新的快意。雨过天晴，作者倚栏而望，云开雾散，阳光普照，雄风掠过，作者的昂扬志气跃然纸上，尤其是听闻新君下诏，更是大快人心，就在读者也为其感到高兴之时，作者突然话锋一转，说自己“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将读者积极向上的情绪打断，看似扫人兴致，实则是对人生的参透。同样体现了作者以唤起阅读者情感的方法“吟咏情性”，在情感达到极致之前戛然而止，让读者自行品悟的“气象”。

最后再来看《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32]

《苏轼诗选注》认为：“这诗是过金山时所作。[33]”这首诗更是体现了这一“气象”，作者明明获赦北归，应当十分高兴，却还是在前两句哀叹自己的身世不幸，令读者读之不觉同情。结果后两句却再度出人意料不再继续抒情，转而自言自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仅两句话，打破了之前那种消极的氛围，展现出了无比的超脱气度。这同样体现了作者以唤起阅读者情感的方法“吟咏情性”，在情感达到极致之前戛然而止，让读者自行品悟的“气象”。

可见，以苏轼为代表的宋朝诗人“吟咏情性”的方法则是“情满为止”。即：对于即将到达顶峰的情感，诗人并不会任由它们自然地喷薄而出，而是让他们保持这一状态，甚至有时还会故意拉开和他们的距离。可以说他们刻意不去追求读者与作者间的共情。

三、两朝“气象”的区别

“吟咏情性”上所存在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盛唐气象”与“宋朝气象”的不同，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作者“感性风采”的展现。

“感性风采”是“诗歌各要素构成的整体境界”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不刻印着作者的弄弄的个人色彩，同样也有时代的深刻烙印。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气象”，讲究的是作者“情性”的直接表达，这与盛唐时面向世界的开放、包容、锦绣、繁华是分不开的；同样，“盛唐诗人”们不仅仅经历了盛唐，更目睹了盛唐的衰落，这使得他们的“情性”更具深度，也更加具有喷薄而出的动力，这也使得“盛唐诗人”们不仅仅局限于表现自己的情感，更注重这些情感对读者感情的影响。反观以苏轼开创的“宋朝气象”同样是如此，宋朝自立国以来便处在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状态，更有“重文轻武”的传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重视文人的传统为宋朝学术的繁盛奠定了基调，更催生了理学的产生，也注定了宋朝的文人们与盛唐诗人们有着巨大的不同：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追求情感的漫溢，而是点到为止，将感情进一步抒发的权力和角度完完全全交给读者。这也是唐宋诗人的最大不同。

严羽推盛唐而贬宋，是对“江西诗派”的大胆反叛。这是他最突出的贡献，也是最大的遗憾，诚如郭绍虞先生所言：“沧浪从气象来看，固然看出了宋人不及唐人之处；同时也正因他只从气象来看，所以就看不到宋人自有宋人本色处。[34]”

参考文献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吴鹭山,夏承焘,萧湄: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4]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5]胡健. 气象·入神·妙悟——严羽《沧浪诗话》的意境美学[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7,32(01):120-124.

[6]朱志荣. 论《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J]. 学术月刊,2009,41(02):88-94.

[7]杨晖. 严羽“气象”说评述[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523-527.

作者简介：钱旭森（1997-），男，江苏苏州人，西藏民族大学2020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1]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3]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4]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5]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6]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7]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8] 胡健：《气象·入神·妙悟——严羽<沧浪诗话>的意境美学》，《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0页。

[9] 杨晖：《严羽“气象说”评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526页。

[10] 朱志荣：《论<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学术月刊》，2009年2月号，第89页。

[11]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2]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3]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4]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15]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16]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17]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8]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19]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74页。

[20]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78、179、180页。

[21]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

[22] 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58页。

[23] 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24] 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25] 萧涤非选注：《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26]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内容提要。

[27]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28]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29]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30]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31]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

[32]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33] 吴鹭山、夏承焘、萧湄合编：《苏轼诗选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34]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