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翻译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论文，意在帮助认识我国法律规定的适用法院地法识别涉外民事关系的不足。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根据法院地法定性（识别）。那么对于本国法没有规定的外国法律现象，比如同性婚姻，应当如何识别呢？

简介：法律原则是法之要旨与目的的凝练，是法律规则的基础或本源，在法律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司法过程中，必然涉及法律原则的理解和运用。司法者要通过对法律原则的识别标志、存在样态的考察，识别、提炼法律原则，遵循适用原则的方法和技术，在发挥原则弥补规则缺漏、错误，实现个案正义等规范功能的同时，防止原则的滥用。

简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的中共妇女运动研究,把妇女解放视为与阶级、社会解放具有同构性的历史命题;借鉴西方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质疑了中共民主革命的男权中心倾向,试图说明性别问题被阶级革命的宏大叙事遮蔽了。二者看似对立,却分享了同一个立场,即妇女是＂被解放＂的客体,研究者是妇女的代言人。＂让女人自己说话＂采用了口述史学与妇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凸显出性别与阶级、民族等身份标识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但无论何种研究视角及方法,都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有助于分析和认识中国历史的真貌。

简介：识别是国际私法中复杂而重要的法律制度，是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第一步。但是理论界对识别的对象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对连结点是否属于识别的对象争议尤为大。本文在介绍识别对象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和有关识别的理论，批判将连结点作为识别对象，指出识别的对象是有关的事实构成或事实情况。

简介：<正>一、国际强行法的定义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则和规范的总称,这类原则和规范由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通过条约或习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认为具有绝对强制性,且非同等强行性质之国际法规则不得予以更改,任何条约或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与之相抵触,归于无效。这个定义除了包含有前面分析过的三项主要特征外,还有如下几点新内容:第一,强调

简介：<正>识别,是国际私法中的重要制度。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又有实践上的问题,而且识别问题的解决对当事人利益攸关。但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之异,司法实践之别及学者理论学说之迥,致其确切含义如何、对象如何及解决依据如何,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简介：有限合伙人因受有限责任制度保护而使其身份识别显得重要，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体现在合伙协议的内部确定、有限合伙证书显示信息的外部公示、企业事务控制权和合伙企业名称四方面。有限合伙人身份存在被推定和被否定的制度设计．以企业事务控制权为核心的有限合伙人身份否定的证明责任在于债权人．以合理信赖的标准承担责任有利于保护有限合伙人。我国有限合伙人身份识别立法可以借鉴美国1976年的ULPA模式为主，确立合伙协议和有限合伙证书制度，明确有限合伙人身份错误责任以及依控制权、合理信懒原则设置有限合伙人的否认制度。

简介：防空识别区(AirDefenceIdentificationZone，即ADIZ)，是指从一个国家的陆地或水域表面向上延伸的划定空域，在该空域内，为了国家安全，要求对航空器能立即识别、定位和管制。1950年和1951年，美国和加拿大先后建立防空识别区，向大西洋和太平洋延伸几百海里。凡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必须报告身份，以便地面国识别、定位和管制。现近20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这类区域。今年4月，发生在我国南海上空的中、美撞机事件，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国内法学界的思考，有学者即曾提出了设立我国的防空识别区的建议。本文最早刊登在《哈佛国际法俱乐部公告》上，后重载于1964年的《阿尔贝达法律评论》第3卷第2期。文章对美、加两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法律依据等相关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虽时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现经作者同意，译成中文，特此刊发，以期有助于我国的理论及实务部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简介：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环境法的研究也当应以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解决为主要任务。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环境法领域的利益需求显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需求，而利益冲突则表现为持续增长的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利益需求与持续增长的环境保护的利益需求之间的冲突。环境法领域的利益冲突实质是正当利益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利益所储存的价值发生了抵牾。因此，环境法领域内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不能用排除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价值“权衡”的方法来解决，是两个正当利益优位性选择的问题，表现形式是基于可行条件和问题的紧迫性的时空优先顺序的安排，并非对抗性的淘汰式选择，应当奉行“统筹”、“兼顾”和“双赢”的衡平理念。在环境法的利益识别和衡平功能的实现过程中会发生公法与私法的竞合。不同于私法上“利益最大化”的法律理念，环境法应坚持一个最终底线原则，即把握损失的底线——损失最小化。面对中国纷繁复杂的环境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环境法衡平利益冲突是生态文明实践智慧的一种现实展示。

简介：从国内法角度，强制规则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加以改变，而从国际私法角度，这些强制规则必须被适用而不管根据冲突规范确定的准据法为何。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强制规则作出了规定，但如何认定法律条文中的强制规则仍是一个难题。强制规则可以从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以及条文背后隐含的政策和目的加以识别，而只有那些旨在保护一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强制规则才能在涉外民事关系中得到直接适用，而这一点往往为我国司法实践所忽略。

简介：传统观念认为，识别作为法院进行法律选择适用的前提步骤存在于冲突法中，是适用冲突规范前需要处理的特殊问题。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首次从国际公约的层面对承运人和货物控制方的识别问题进行了统一规定。这说明“识别”与“识别冲突”不仅存在于冲突规范的选择适用中，而且存在于准据法的选择适用领域。“二级识别”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应当重视研究“二级识别”问题。

简介：我国现行法律肯定法人组织可以构成内幕交易罪,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如何就法人组织与法人组织中自然人所进行的内幕交易予以区分仍是难题。基于对成熟资本市场法域主要是美国证券立法、执法与判例的借鉴,有必要对内幕交易罪不同情形中受侵害客体予以细分,排除追究处于被害者地位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理论可能性;在反欺诈理论基础之上,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将雇员内幕交易犯罪视为法人组织犯罪仅在法人作为证券市场独立第三方时具有合理性。在证券发行方以及信息经手方内部雇员构成个人内幕交易罪的情境中,应从监督、管理机制失效的角度追究法人组织行政法律责任。

简介：无效合同依然属于合同范畴，不过自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1999年10月1日统一合同法施行后应当采用两套标准对无效合同加以识别和处理。

简介：地方法制概念上不同于法治或者地方法治,它指的是在法治统一原则下,地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的需要,在应对宪法法律实施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规则与制度的总和。当前我国地方国家机关在整个权力体制下拥有完整的独立权力,地方在实践中衍生出的各种次级规则和制度因此也对整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合理把握次级规则与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正是理解地方法制的关键。地方法制并不是一个与法治相割裂的本体概念,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将地方作为分析单元,观察地方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信地方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简介：<正>我国传统的量刑方法是综合估量法,或称经验量刑法。根据这种量刑方法,审判人员首先审理案件,掌握案情,在法定刑范围内,参照司法实践经验,大致估量出对现在案件应当判处的刑罚,接着再考虑案件中存在的加重、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最后综合估量出对犯罪人应判处的刑罚。综合估量法简单易行,而且在当前条件下适合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我国刑法本质的特点(指简单、概括),还可以充分发挥审判人员的个人智慧。

简介：裁判方法固然能促进法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摧毁法治的根基:以形式法治论为导向的裁判方法可能消解法治的权威,而以实质法治论为导向的裁判方法则可能瓦解法治的基本宗旨。因此,在维护法治能真正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下,能动主义的裁判方法固然重要,但传统的逻辑涵摄裁判方法不能丢;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不能丢,应该以其作为衡量裁判方法运用是否得当的一项坐标。

简介：基于禁止重复诉讼的设置目的对“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这一要件进行重新解释,其不仅适用于前诉裁判生效后,也可扩大解释适用于前诉系属中。当前诉处于诉讼系属中时,该要件应理解为“如果进行后诉,后诉请求的裁判结果可能会否定前诉请求的裁判结果”,其表现形式多为后诉请求直接否定前诉请求或后诉请求与前诉请求争点共通。但为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需前诉法院及时履行相应的阐明义务。当前诉裁判生效后,除后诉请求直接否定前诉判决主文之外,后诉请求通过否定前诉核心判决理由进而达到否定前诉判决主文目的的,也符合该要件的适用。最后,在适用该要件时,可将“诉讼标的相同”这一要件理解为“同一生活事实”。

简介：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刑法中刑罚、犯罪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探求怎样用有限的刑罚资源，发挥最优的刑罚威慑效果，从而达到以最少的刑罚资源达到最优的社会效益。

简介：我是一个普通的职工,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最后选学了法律,并成为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的一名学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对一个案件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说:'你不是在学习法律吗?给我们讲讲清楚。'这难住了我,我真说不清楚呀。于是,我认真翻阅、钻研了教材的有关章节,而后向他们阐述了

简介：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我国现行的重要刑事政策，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法律适用思维方法、死刑条款解释方法、死刑情节选择方法和死刑裁量控制方法，对于实现死刑控制目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