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子宫内膜微环境和妊娠免疫调控是近年来生殖免疫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妊娠建立过程中,免疫细胞通过适应性重塑,以协助构建胎儿友好的免疫微环境,使胚胎获得“免疫豁免”。免疫代谢作为近十年快速发展的新兴研究领域,重点关注免疫和代谢的相互作用及其在生理病理中的机制。但是目前对于免疫代谢如何参与调控子宫内膜微环境和母-胎免疫耐受的报道还相对不足。本文从肿瘤微免疫代谢对妊娠免疫代谢的启示出发,综述了免疫细胞分化和功能的代谢通路在母-胎耐受微环境塑造中的潜在调控作用,分析代谢和营养异常与妊娠疾病的关系,并从临床应用角度探讨了代谢抑制剂和饮食干预对改善妊娠结局的可能性。
简介:摘要目的结合临床数据及文献分析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针对血型抗原低免疫应答状态的潜在免疫机制。方法回顾性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2013年6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施行的术后长期生存的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受者29例,受者血型均为O型,其中A型供者10例,B型供者19例。移植物类型包括左外侧叶26例,左半肝3例;肝移植手术中位年龄10月龄,中位体重为8.0 kg,中位随访时间41.9个月。连续监测移植术前及移植术后1、3、6、12、24、36个月受者体内针对供者血型相关抗体与供者血型非相关抗体滴度(IgG、IgM),并进行比较分析。对纳入受者进行程序性肝脏病理穿刺活检或事件性肝脏病理穿刺活检判断是否存在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结果受者移植术前及术后血型抗体(IgG、IgM),受者体内抗供者血型相关抗体滴度呈持续低水平状态,较体内非供者血型相关抗体滴度水平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对于纳入研究的29例受者,共有18例完成程序性肝脏病理活检,其中2例提示血管内皮C4d阳性;5例完成肝功能异常事件性肝脏病理活检,其中1例存在胆管内皮C4d阳性,肝脏病理活检未发现典型血型抗体介导抗原-抗体复合物介导级联免疫反应病理征象。结论儿童ABO血型不相容活体肝移植受者体内针对供者血型相关血型抗体为低水平表达,呈现为针对供者血型抗原的不完全免疫耐受状态。
简介:摘要复发性流产的患者中有40%~50%原因不明,称为原因不明复发性流产(URSA),URSA主要与免疫失衡相关。母亲对胚胎的免疫耐受在胚胎种植及生长发育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母胎界面存在的免疫细胞及分泌的细胞因子对母胎免疫耐受的形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其中包括:滋养细胞表达的人白细胞抗原G及蜕膜自然杀伤细胞可以促进子宫螺旋动脉血管重塑,蜕膜调节性T淋巴细胞和蜕膜基质细胞的作用,母胎免疫耐受相关的细胞因子以及自身免疫性抗体。本文对母胎免疫耐受与URSA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免疫耐受期(IT)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的肝组织病理特征及临床意义。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就诊的273例接受肝脏穿刺活检术的IT期慢性HBV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肝脏病理学改变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结果肝组织学 ≥炎症分级2级(G2)、≥ 纤维化分期2期(S2)及肝组织学明显异常(≥ G2和/或 ≥ S2)者分别为43例(15.75%)、30例(10.99%)及55例(20.15%)。17.95%患者存在肝脂肪变,98.17%肝组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染色阳性,而肝组织乙型肝炎核心抗原(HBcAg)染色阳性仅为79.49%。不同性别组肝组织病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组织HBsAg不同染色程度间炎症分级(G)和纤维化分期(S)的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肝组织HBcAg不同染色程度间G和S的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肝组织病理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为肝组织HBcAg染色强度(负相关)、HBeAg水平(负相关)、年龄(正相关)等;但 ≤ 30岁组与 > 30岁组、≤ 40岁组与 > 40岁组的肝组织G和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虽然诊断模型肝脏炎症和纤维化5项指数(LIF-5)的判断价值优于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小板计数比率指数(APRI)及肝纤维化4因子指数(FIB-4),但三者判断肝组病理严重程度的曲线下面积(AUC)均不高(<0.8),只有LIF-5判断 ≥ G2、≥ G2和/或 ≥ S2的特异度在80%以上。结论约20%的IT期慢性HBV感染者存在明显肝组织炎症活动或纤维化进展,肝组织HBcAg染色强度和HBeAg水平与其严重程度负相关,诊断模型或多数临床指标对该类人群的评估价值均不高。
简介:摘要目的研究儿童肝移植术后停用免疫抑制的可行性,探究影响患儿免疫耐受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7年1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接受肝移植手术且术后进行免疫抑制剂撤除的14例患儿资料。其中,男8例,女6例;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20.32±4.65) kg/m2;受者移植时患儿年龄范围为0.58~0.71岁,中位年龄为0.58岁;纳入研究时患儿年龄范围为2.65~4.52岁,中位年龄为3.75岁;移植术后至纳入研究时间间隔为(3.08± 1.10)年。供者中,男6例,女8例,供者年龄为(22.84±13.93)岁。14例患儿的移植病因均为胆道闭锁,10例为活体肝移植,4例为尸体肝移植。参与撤除免疫抑制剂临床研究的患儿中,4例为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ost 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PTLD)而撤除免疫抑制剂。所有患儿移植术后进行免疫治疗,>6岁的患儿采用激素+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 )+吗替麦考酚酯三联用药方案,≤6岁的患儿采用激素+FK506二联用药方案。14例患儿中,10例按撤除方案撤除免疫抑制剂,4例PTLD患儿根据病理类型和临床症状单独进行免疫抑制减停治疗。所有患儿定期检测肝功能,并于纳入研究时、纳入研究1年和2年时进行程序性肝活检,采用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 and eosin,HE)染色并通过Banff标准和Ishak评分系统评估患儿肝脏急性排斥反应和纤维化程度。结果14例患儿中5例成功停用免疫抑制剂,实现免疫耐受;9例患儿免疫不耐受,其中3例在随访过程中肝功能正常,程序性活检时肝脏病理结果考虑为排斥反应;其余6例在随访过程中出现肝功能异常,此6例患儿恢复免疫抑制治疗后,肝功能均恢复到正常水平。与免疫不耐受的患儿相比,免疫耐受的患儿在移植时年龄较小,移植时的中位年龄为0.58岁,范围为0.50~0.58岁,免疫不耐受的患儿移植时的中位年龄为0.67岁,范围为0.58~2.04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Z=-2.51);免疫耐受的患儿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 DBIL)水平较免疫不耐受患儿低,免疫耐受患儿移植时的DBIL中位值为2.47 μmol/L,范围为2.23~2.53 μmol/L,免疫不耐受患儿移植时的DBIL中位值为2.63 μmol/L,范围为2.52~2.99 μ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4,Z=-2.87 )。结论儿童肝移植术后出现免疫耐受的比例较高,患儿年龄、DBIL水平影响患儿免疫耐受。
简介:摘要支气管哮喘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以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塑为特征的一种异质性疾病。目前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机体对变应原的免疫耐受缺陷是导致哮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型调节性T细胞(type 1 T regulatory cells,Tr1)可以诱导免疫耐受,是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疗法(allergen specific immunotherapy,AIT)的理论基础之一。促进Tr1细胞分化成功建立机体免疫耐受状态或许是支气管哮喘防治的关键。文章对支气管哮喘中Tr1细胞诱导免疫耐受的机制以及AIT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