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而逐步得到深化。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其分析表明,两汉时期日常用尺主要有铜尺、骨尺和木尺,其材质、装饰等既有时代性差异,又有一定的地域性差异,且多作为女性用品陪葬。其时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新莽时期一般为23厘米,东汉一般为23.4厘米,可以视作当时的标准量值。在考古学研究中,应当以此计算和理解汉代器具和建筑物等的尺寸,但又不宜完全拘泥于这个标准量值。因此,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有科学的"尺度观",即既要运用当时的尺度及其观念对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各种遗迹和遗物进行观察和分析,但在实践中又不宜绝对化。

简介：先秦两汉时期的赵国前后存世600余年、立都邯郸500余年。仅汉代赵国就历时400余年,是研究赵文化作为地方封国历史的重要阶段。然而,这一阶段跨度日久、史料遗阙、王位更迭、废立频仍,结合古代典籍文献与现代学者研究从而较为细致地梳理、编次、考订和补阙,进而更好地展现汉代赵国的历史面貌,为更加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汉代赵国做出有益的探索。

简介：自汉文帝废除挟书禁令，武帝又建藏书之策，宫室内禁藏书以“秘”“中”“内”诸名统之，政治权威和典藏制度赋予典籍神圣性和珍秘性，也构建了汉代的典籍观念。民间兴起的方术、谶纬、道经诸多文献受其影响，亦多以“内”“中”“秘”“灵”“神”等为名，强调其天启神授的特徵。这一中古时期的文献文化现象，体现了先秦诸子以“经”的概念建构典籍权威的理性途径，向凭藉政治权威与宗教、术数权威转变。

简介：汉代文献可见“戏车”的文字，联系后世文献“戏车轮”等记载，可知“戏车”似即“戏车轮”，即以车轮作为舞弄道具的表演形式。汉代画象资料有反映“舞轮”表演的画面。这种曾经被列入“百戏”的演艺形式，体现了车轮制作工艺的技术环节受到社会的重视，其意识背景或与古人对于“轮人为轮”技术内心怀有的神秘感有关。后世文献所见“舞轮伎”或称“戏车轮者”，是‘锌轮”表演的专业演员。“舞轮”又称作“轮舞”。其基本形式是“取车轮…‘于掌上而跳弄之’’或曰“将一只车轮掷弄于手中”。此外，又有“轮檀”等特殊形式。认识和理解相关文化现象，应当关注当时的交通生产和交通生活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包括娱乐方式的影响。追溯“舞轮”表演的早期渊源，或许可以参考醪毒“以其阴关桐轮而行”的故事。

简介：华阴因在华山之北故名。据《尚书．禹贡》记载，夏禹巡至华山，殷王武乙猎于渭河之间。今任华县、华阴境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遗址，说明三代时期该地区已属夏、商王朝的疆域。

简介：根据历来已出土的汉代实物及历史记载考证,本文认为研究我国古代民居建筑,有一定可靠现实性的最早当属汉代。本文主要从宏观上研究汉代民居建筑,并探索其在中国古建筑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建筑体系在汉代已基本形成。本文论述汉代民居建筑的形式和结构,并复原了其典型民居的建筑平面图。还搜集了一些代表性地反映汉代民居真实面貌的汉画像石,画像砖、汉墓壁画和明器陶屋的图片进行解读。

简介：在古希腊，直觉就是直接地“看”，就是驱除一切障碍。它既是对理性的反驳，也是对事物与世界的重新认识。“直觉”是新的“眼光”，它来自神秘的“域外”。“直觉”不仅揭示了“如何看”，也表明了看之“何如”或“什么”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直觉”是超越性能力，亦即一种“域外之力”。它引领我们感知事物、通达真理，并生成创造力。“直觉”既是本能的，又是理性的；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智的。作为一种能力或方法，直觉直接通达心灵和精神。如果说克罗齐与柏格森的“直觉”属于方法论或知识论的话，那么康德、胡塞尔、苏珊·朗格的“直觉”则是形而上的、本体界的直觉。这两种“直觉”有各自的意义、价值、适用领域和效力；然而却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因之，我们可将这两种直觉均看作为宽泛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直觉”。

简介：汉代集市贸易繁荣，有马市、书市、酒市等专业性的市场。这些集市多自发形成，城市集市则多经人为规划建设。城市集市都是方形，市列纵横。这反映了汉代集市贸易的繁荣和汉代“重农抑商”理念对贸易的阻碍。

简介：汉代集市贸易繁荣,政府对集市贸易的管理也很重视汉代地方有一套完整的职官体系,即市令（长）、市丞、市椽、市啬夫、市吏、市佐、市平、门吏（卒）、列长、伍长集市的治安、税收、看护等职责都要由市场官吏执行,他们也促进了汉代集市贸易的繁荣。

简介：什么是法医考古学法医考古学是考古学原理与方法技术在法医环境下的应用。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地面勘探、发掘记录、分析鉴定等；涉及考古学、法医学、生物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分析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应用范畴主要是犯罪现场和死亡调查，包括古代遗迹、近现代人权灾难、战争遗迹和当今刑事案件，是近年来新兴的法医学分支学科。

简介：自春秋发端的传统博爱观念，至汉代基本成型。本文通过对作为刑政的必须要件、以孝治天下的先行和公天下的普爱等博爱观内涵的探讨，揭示儒家博爱论在汉代政治中的基本表现。汉代大一统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内在的凝聚力，仁德博爱是“威势成政”的先导和内核。“博爱之谓仁”的命题虽然晚出，但却集中展示了儒家博爱论的基本精神。

简介：分析了史籍和出土文献中关于内郡都尉僚属的记载,认为都尉的僚属及机构设置大体上是模仿郡太守的相关设置,而这一设置可能起源于秦代.同时,其模式也与中央的内朝、外朝相似.

简介：乐舞是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汉帝国时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国内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乐舞艺术空前繁荣。乐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娱乐手段之一，也是汉王朝礼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乐舞秉承先秦乐舞写实的风格和反映世风的特征，功能上从“娱神”的歌颂和祈求转向以“娱人”为主要目的。在继承先秦乐舞艺术的基础上，创造出许多独具风格的“乐舞”剧目，如雅乐中的“四时舞”、俗乐中的“盘舞”、“建鼓舞”等等，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新局面。本文以汉代画像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常见的几种汉代乐舞进行简要的介绍。

简介：汉代淄川国是两汉时期中央政府在齐地（今山东地区）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汉代的历史与政治，特别是对研究汉代诸侯王国的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博弈有重要作用。且汉代淄川国也是当时齐地乃至整个汉帝国文化极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传《易》之田生、杨何，《韩诗》“长孙氏之学”创始人长孙顺、《公羊春秋》任氏学创始人任公，及因通《公羊春秋》而荣登相位的公孙弘都是淄川国人。因此，对汉代淄川国的研究不仅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历史意义重大，对研究山东地方史及汉代齐地文化亦会产生重大影响。

简介：汉代民众在广袤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谣谚文化。谣谚作品分布广泛:东起沿海,西至甘肃;北起辽宁,南至南海。京师地区谣谚艺术尤为发达,各地亦均有特色。作品类别不同,其传播范围或大或小。本文主要对汉代谣谚文化进行地域考察。

简介：说起风俗，一般人想到的不过是过年过节的小吃、庙会上的杂耍之类，其实不然。风俗是某一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沉淀、累积而成的风气和习俗的总称。风俗扎根于社会底层，基础深厚，惯性强大，往往可以左右社会的走向。风俗的核心是当地文教正邪与盛衰，若是各地卖淫嫖娼成习，行贿受贿成风，聚赌殴打成癖，则社会发生动乱已经为期不远。因而风俗问题历来受到重视，

简介：汉代壁画中的车马图像是秦汉壁画历史的结晶，是墓主生活经历的再现，更是汉代历史状况的真实反映。它们既能折射出秦汉时期车马壁画的考古学意义及特有的美学价值，又能反映当时的文化生活和社会风俗。是研究汉代文化的依托和线索。作为重要文化遗产，汉代车马图像的考古发掘、研究，对研究汉代艺术、秦汉历史者有着重要作用。

简介：汉集灵宫为武帝求仙所建,汉华阴县为高祖八年更名设立,二者均位于华山北麓。《水经注·渭水》对其地望记载明确,本无争议,但近人研究却逐渐将其位置相互混淆。汉华阴故城年代稍早于集灵宫,二者性质、年代和功能均存在较大差异。2010年,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调查华阴市境内,在此发现并详细调查了杨家城、瓦渣梁等10处秦汉时期遗址,采集到大量可供断代的遗物标本,为解决华阴境内秦汉时期遗址的性质提供了科学、详实的资料。其中杨家城遗址通常被认为是汉“华阴故城遗址”,但通过本次调查发现该遗址年代较晚,与文献记载的汉华阴县城不符,反而与汉集灵宫在年代和地望上非常吻合,应当是汉集灵宫遗址所在。考古队在杨家城遗址以东还发现了另外两个重要遗址—瓦渣梁与黄埔峪遗址,通过研究,发现这两个遗址当分别为汉华阴故城和华山祠所在。

简介：征辟制度作为汉代主要选官方式之一,是适应当时制度环境发展需要特别是选官方式超越与创新的产物,有着较为独特的内涵与品性、严格的标准和资格限定以及不可或缺的考铨机制。征辟制开创了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新途径,是历史的进步。就其本质而言,征辟制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除的一种特权现象,至汉末已经不符合人才选拔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简介：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将"胡服"引入了中原地区。"胡服"亦包含冠饰。王国维认为冠上插"貂蝉"的"赵惠文冠"与加双"鹖尾"的"鹖冠(亦称(鸟夋)(鸟义)冠)"均出自"胡俗",属于"胡服之冠"。根据对文献的梳理,冠上插"貂蝉"为饰的属于"胡服之冠",是由胡地传入中原的;而冠上加双"鹖尾"为饰的"鹖冠(亦称(鸟夋)(鸟义)冠)"并非来自驭胡地,是中原地区的服饰。另外,汉代这两种冠均属武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