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孙慧敏博士的《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国律师(1912—1937)》[1)一书为过去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民国上海律师业的史学研究作一个丰硕的阶段性总结,亦为非欧洲中心(non-Eurocentric)和非国家中心(non-state-centric)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论述继续开拓了空间。本书不以西方法律原理去评介制度移植的得失,不以国家建构的视野来看待民国初期法律移植的过程,而是从被移植者(包括律师和使用律师服务的人)的角度去了解制度移植的经历,和当中

简介：卫生部2006年3月27日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并定于7月1日起实行。该规定明确提出，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疗机构临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捐赠者有权在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必须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该规定的规定，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未取得器官移

简介：在进行司法改革的今天，东西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碰撞，除了让中国明确差距以外，也敦促中国为制度的完善进行认真地思考与大胆地改革。就辩诉交易而言，中国应当跳出引进与否这一无聊的单纯争论，将目光聚集到如何发挥辩诉交易在司法活动中促进案件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维护人权等方面的功用，进而实现法律制度的完善。在这点上，意大利所持的开放精神和谨慎态度值得中国借鉴。

简介：自然正义作为英国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演绎出来的两大规则，即“任何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和“任何人为自己的辩护应当被公平听取”，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成为美国宪法的一个重要条款。正当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领域中催生了行政程序法；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就难以有行政程序法。即使有了行政程序法，其实效也可能不会太好。我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应当重视“自然正义”法律思想的移植，引导并逐步推进“正当法律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简介：在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对抗制程序的同时也并没有一味仿行英美法国家设立证据开示程序,　　二、证据开示程序生成的机理分析　　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形成源于决斗,是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借鉴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庭前程序的产物

简介：最原始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欧洲大陆国家，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司法擅断密切相关的。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中世纪的司法擅断时，我们会发现这是西欧大陆封建制的必然产物，毫无制约的权力与武力镇压是其特色，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制约封建制下的各个封建领主绝对司法权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监督。而中国古代的帝制确保了对下级官吏包括审理案件的官员的监督，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面临的问题是对皇权的监督，而比附援引正是对皇权进行监督的措施。

简介：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水平。民族文化作为民族旅游中的独特资源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民族文化保护的问题在旅游开发中备受关注。通过对云南大理双廊白族的田野调查发现，居民为了迎合游客的消费偏好，在向旅游者展示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建筑、服饰、思想观念及价值观、民族习俗偏离传统等文化失真现象。政府疏于管理是导致文化失真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发挥其公共职能参与旅游开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简介：近一个世纪里,中国法学界分别于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颁布前后与近年劳教制度废除后两次热议保安处分制度。民国时期对保安处分制度的移植与实践,可展现出近代法制变革中三对重要矛盾关系的具体影响。近代法制改革绕不过中西法制与法文化的冲突。以禁戒处分为代表的保安处分不仅是典型的舶来制度,更是民国赶超式立法的代表。由于民国烟毒泛滥,着眼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刑法典与回应社会迫切形势的刑事特别法在处置吸食烟毒犯罪方面存在尖锐对立。而禁戒处分在实践中有效平衡了两者之间的冲突。不过,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能力的薄弱,禁戒处分在基层地区的实践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被基层司法者滥用,以至于背离制度设计之目的。

简介：中国行政法学百年发展历程呈现出一幅移植之图与改造之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则于此图景中孕育出中国当代行政法学并将其基本品质铸塑为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然深植于西方宪政理论、法治思想及自由主义哲学中之传统模式在其原生地即因时代变迁而危机四伏，而在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与行政法学研究朝形式法治前进并日益“欣欣向荣”之背后，市场经济催生出之公共行政激变亦对其形成致命性冲击。身处如此冲击而面临形式法治下之传统模式应对乏力之境况，秉持一种从自我出发对中国行政法作一彻底反思与检视之立场，而以身具自主性与自我意识之和谐行政法解读中国行政法、献礼于“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学）”这一行政法学元命题。

简介：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简介："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颁布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11年1月25日)的《大清新刑律》是沈家本所主持的清末法律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该部法典打破了中国历代所采用的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形式,采用了近代西方国家刑法典的体例,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法不溯及既往"等一些近代西方先进国家普遍施行的刑法原则,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刑法近代化开端之标志。

简介：我国民法界对典权的存废之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移植过程中一个常见问题，即如何对待西方私法制度与本国传统法律制度、传统法律资源的冲突问题。韩国传贳权的沿革、立法过程及现行法规定对中国民法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移植国外法律制度时，应尊重典权制度这一本土资源；不应单纯以体系上与形式上的原因否定本土资源，更不应盲目崇拜外来法律的逻辑、概念或体系；利用比较法的方法进行立法与研究时。应注意避免概念主义式的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