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今天,国际教育界已经形成共识: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审辩式思维是最值得期许的、最核心的教育成果。国际教育领域中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怎样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审辩'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教育词汇之一。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教育中如果重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可以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再是一个记忆和复制的过程。审辩式思维能力不同于分析性推理(analyticreasoning)能力。审辩式思维可以作为一个学习的指挥棒,我们需要开发审辩式思维能力测试,考查一个人能否理解做出不同决策所依赖的不同前提条件和假设,能否理解决策者对所做决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而是接受多种价值并存的可能性,在坚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时也包容别人的真理。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突出优势表现在形式逻辑和分析性推理,那么,东方文化的突出优势则表现为非形式逻辑和审辩式思维。对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也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增大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简介:从内隐和外显两种角度探讨负面评价恐惧的性别差异。采用简式内隐联系测验(BIAT)和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BFNES)两种测量方法,实验共72名被试,每名被试先进行简式内隐联系测验,再完成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并借鉴不同方法对两种测量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被试的内隐负面评价恐惧与外显负面评价恐惧不存在显著相关,结果产生实验性分离;(2)负面评价恐惧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3)但有趣的是,不同性别被试内隐和外显负面评价恐惧的分离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性的外显负面评价恐惧低于内隐负面评价恐惧,而女性的结果刚好相反,其外显负面评价恐惧高于内隐负面评价恐惧。这些结果表明被试的内隐和外显负面评价恐惧虽然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但不同性别被试的内隐负面评价恐惧和外显负面评价恐惧内部存在不同的组合状况。
简介:员工在工作中所感知到压力的水平,以及多大程度上会随之产生负面结果,取决于员工如何应对。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学术界就开始关注工作环境下的员工压力应对研究。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证研究,都一致认同探索员工压力应对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很少。基于这种状况,本文首先回顾了应对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模型。然后,结合BusinessSourcePremier和APAPsycNet检索获得的2000年至今18篇最具影响力的实证研究文献,对工作压力所引致的员工应对的结构和测量进行归纳和回溯。最后,重点评述和展望了员工应对组织变革、应对过程模型完善和员工应对外派这三个近年来的热点研究问题。
简介:采用改造后的长时重复启动范式,探讨母语为汉语的非熟练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激活层面,以及词汇熟悉度的影响。实验1考察学习阶段不同熟悉度的非目标词在测验阶段呈现时能否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检测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是否自动激活,实验2探究学习阶段不同熟悉度的非目标词在测验阶段以翻译对等词呈现时能否出现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从而检测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的语义层面能否激活。结果发现:非熟练中英双语者语言理解转换中非目标语言不管为中文还是英文,都能自动激活,但激活层面会受到词汇熟悉度的影响;当非目标语言为二语时,熟悉度高的二语词能激活到语义层面,熟悉度低的二语词只能激活到词汇层面;当非目标语言为一语时,不管词汇熟悉度高还是低,都能够激活到语义层面。
简介:以374名农村青少年为被试,基于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的比较,探讨了个体行为自主决策、亲子亲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亲子亲合与性别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父子亲合和母子亲合能显著正向预测两类青少年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负向预测其消极情绪。(2)对于非留守青少年,行为自主决策与母子亲合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行为自主决策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非留守男生的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母子亲合则显著负向预测非留守女生的消极情绪;但是,这种性别差异不存在于留守青少年之中。(3)对于非留守青少年,母子亲合在其行为自主决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低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其生活满意度;高母子亲合水平下,行为自主决策与其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关联。
简介:运用多因素特质内隐联想测验(MFT—IAT),对田纳西自我概念五个维度的内隐效应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1)田纳西自我概念五个维度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内隐效应,自我概念的内隐效应表现为与他人相比,个体与积极词语的联结更为紧密;(2)MFT—IAT可以有效地测量多维度自我概念的内隐效应。
简介:早期关于正义动机的研究多以西方、受良好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anddemocratic,WEIRD)的被试(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群体)为样本,并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区分的理论基础,发现西方人表达个人正义动机多从独立的自我参照视角出发,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美好世界;而中国人表达正义动机却从互依或他人参照视角出发,认为社会整体是一个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和谐世界。近年来,主流学者开始意识到这样的研究存在重大的取样偏差或自我偏差、情境偏差,其揭示的人类行为特征(WEIRD)也是奇怪的。本文利用元分析技术,对36个中国样本(N=8396)的个人世道正义观(自我参照)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他人参照)的相关系数和均值差进行效果值检验。结果发现,个人世道正义观与一般世道正义观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64,Fisher’sZ=0.75),平均数差异显著,但效果值很小(d=0.20);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发现,只有在非学生样本、弱势情境下(如生活逆境),被试的个人世道正义观得分才显著低于一般世道正义观,即认为'自己委屈、他人应得'。总之,中国人的正义动机呈现低自我参照、高情境区分的特点,并非'独立'或'互依'就能简单概括的。
简介: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是宗教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它是否能够直接在中国应用,是否有不适合之处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探讨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选取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佛教徒来作为基督徒的参照。通过问卷的形式,本研究发现,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思想在佛教徒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适用性。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不适用;基督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并不一定是其他宗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奥尔波特的“外在取向”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宗教取向二分理论成立的前提——“有真正的信徒和非真正的信徒两种类型,且二者之间能够明确分开”——可能在佛教中不适用;部分佛教徒的行为并非源自宗教,而是源自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信徒,宗教不能用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宗教也不是他们行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