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方法,通过实验考察了不同注意方式(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姓名与面孔匹配方式(匹配和不匹配)对名人姓名和名人面孔重复启动效应的影响。行为分析显示,姓名和面孔的反应时启动结果均受注意方式和匹配方式所调节。脑电分析显示,名人姓名在有意注意且匹配条件下可记录到反映重复启动的N400和LPC成分,而在有意注意且不匹配条件、无意注意且匹配条件下均仅记录到与重复启动关联的N400成分,且均表现为重复姓名较新姓名引起的波形波幅更正;名人面孔在有意注意且匹配条件下可记录到反映重复启动的LPC成分,而在无意注意且不匹配条件下仅记录到N400成分。上述结果表明:注意和匹配方式交互影响与名人姓名、名人面孔关联的重复启动效应,但对两类材料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简介: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四所不同类型大学选取1023名大一至大四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探讨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对其宿舍冲突方式的影响,以及大学生的自我分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SPSS19.0和AMOS17.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来说,大学生最常见的宿舍冲突方式是合作,其次是顺从、回避,最少见的是竞争,而且男生采用竞争宿舍冲突方式的频率显著高于女生;(2)大学生感知到的父母冲突与其自我分化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的宿舍冲突方式(顺从、回避和竞争)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积极的宿舍冲突方式(合作)相关不显著;(3)大学生自我分化水平与消极的宿舍冲突方式(顺从、回避和竞争)呈显著负相关,但只有其中两个维度(情绪反应和自我位置)与积极的宿舍冲突方式(合作)呈显著正相关;(4)大学生的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消极宿舍冲突方式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并且中介模式存在性别差异:自我分化在父母冲突与女生消极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在父母冲突与男生消极宿舍冲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简介: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采用整群取样法抽取河南省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四市各一所省示范性高中的高一和高二学生共1128名,使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学习投入量表、心理控制源量表和心理韧性量表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学习投入的影响,着力考察心理控制源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父母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分别正向和负向预测高中生的学习投入;父母积极和消极的教养方式均通过心理控制源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对高中生学习投入产生影响,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了三条路径:心理控制源的单独中介效应,心理韧性的单独中介效应,以及心理控制源—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简介:本文对374名离退休人员进行了问卷研究,结果表明:(1)离退休人员的社会支持情况受文化程度和性别影响,高文化程度和低文化程度的离退休人员相比,前者所获得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更多;男性离退休人员比女性获得的更多客观支持;(2)离退休人员的应付方式受文化程度影响,高文化程度的离退休人员与低、中文化程度的离退休人员相比,前者更多采用面对与探索应付方式,后者则更多采用幻想和退避应付方式;(3)社会支持、应付方式对离退休人员的心理健康有调节作用,社会支持总分及应付方式中的探索、淡化对心理健康起积极作用,而幻想和退避对心理健康起消极作用。
简介:为研究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居民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现状和关系,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和《K10量表》随机选取甘肃省820名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得出如下结论:1.城镇化进程中居民生活方式总体表现为一般;不同居住地的居民在生活方式的营养因子上差异显著(p〈0.05);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在体育锻炼和营养上差异显著(p〈0.05);其他个人口学变量在生活方式各因子上的差异不显著(p〉0.05)。2.城镇化进程中居民整体心理健康较差;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在总体心理健康上差异显著(p〈0.05);其他人口学变量在各因子上差异不显著(p〉0.05)。3.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居民生活方式中的健康责任因子、体育锻炼因子和生活方式总分对心理健康有预测作用。
简介:心理应对方式的研究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认为,在应付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灾难等情况时,人们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即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给予解决,从而减轻这些问题可能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诸如改变别人的意见,制定计划并按计划执行,坚持自己的见解并按照自己的意见不屈不挠地工作,直到达到目的为止,都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另一种是调节情绪的应对方式,这种应对方式的特点是不改变生活引起的压力、紧张等问题的本身,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情感或对问题的看法,接受并正视问题的存在,使之不会产生或产生较少的消极影响。人们通常使用的调节情绪的应对方法包括从积极的角度待人待事,寻求和接受他人的同情与理解;或者忘掉引起紧张和压力的事情本身。研究者们对这两种应对方式在解决生活压力和身心健康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心理应对方式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心理应对方式的变化及使用心理应对方式的个性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至于这两种心理应对方式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还是文化教育薰陶的结果,则还未引起这一领域的学者的注意。我们中国人在应付生活的压力、紧张等问题时是否也采取了这两种方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入手,结合西方心理学研究中的两种应对方式,对中国人应对生活中的压力、紧张、疾病、灾难等问题的应对方式进行初步的分析,并对文化因素在心理应对中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