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般人格权和侵权法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在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模式下，承认一般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的需求会大大降低。但由于传统法中侵权责任的成立，以损害发生为前提，以损害赔偿为唯一后果，这导致仅通过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条款不足以预防侵害行为的发生，正因为如此，瑞士民法典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德国侵权法三个小一般条款的结构一方面推动了一般人格权的承认，但另一方面又阻碍着一般人格权融入到民法的整体框架中。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一般人格权的发展是侵权法对人格利益保护不足的产物。

简介：科技异化现象的滋生与蔓延，既使传统法律受到挑战，也给传统法律变革带来机遇。在应对科技异化的挑战中，科技立法不断发展，其突出表现是确立了科技增进人的幸福的立法宗旨、科技无害于人的立法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标。我国的科技立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建设的推进而发展，但与科技异化治理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立法，要求在立法原则上突出以人为本和生态安全，在立法内容上促进科技进步与防治科技异化并重，在立法结果上构建全面协调统一的科技法律规范体系。

简介：立法实施评价制度是立法工作的继续与延伸,是检验立法质量、提高立法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从阐释立法后实施评价制度入手,分析了地方科技立法后实施评价的总体目标、原则及标准,并结合地方科技立法的实践,对天津市地方科技立法后实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探索。

简介：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是在不法类型判断基础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定位明确，判断严谨。民法中的正当化事由往往被混入免责事由之中，定位游离，功能弱化。要对正当化事由进行刑民关系考察，在民法上就必须切割“违法性’’与“过错”。对于“明定’’的正当化事由，在解释论上要尽可能消解刑民规范冲突以维护其“互通性”。就“续造’’的正当化事由而言，效力局限于其被认定的法领域，并不当然在其他法领域有效。

简介：邪教一直是困扰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反思现有邪教问题建构和反邪教实践发现,以往邪教防范和处置的焦点多集中在个体性的人上,引入关系视角,以关系性的人为中心,构建了邪教演变以及反邪教过程的结构模型,并首次提出邪化的概念。邪化与转化共同构成邪教演变和反邪教过程的基础概念。在此基础上,对邪化、转化过程中的邪教社会关系和正常社会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关系视角下的邪教防范和处置的对策建议。

简介：本文通过对媒体工作者、普通受众和司法工作人员三个群体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现状，指出媒体与司法机关在很多问题上既有相同的意见，也存在较大分歧。双方的良性互动远未实现。如果双方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不仅既有的矛盾很难调和，甚至有进一步激化的危险。

简介：我国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遭遇消极抵制，表明这并非解决环境侵权中因果关系证明难问题的正解。原因在于将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界定为传统民法理论中的必然因果关系使其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予以证实。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对于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探索总结了盖然因果关系、表面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等多种理论及与此相关的事实推定、间接反证、概率统计等多种证明方法，值得我国借鉴。这些学说的共同点是使得受害人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证明负担得以减轻，而并非直接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环境侵权中的因果关系应界定为逻辑上属部分因果关系，在法学上属相当因果关系。唯有如此界定才能使因果关系的证明成为可能，在这一方面，比较法上的一系列配套证明制度也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借鉴。

简介：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是针对人类的智慧创作物而言的两个方面。知识产权就是由智力劳动者在公有领域的元素上施加智力劳动后产生的具有新价值的成果,而依法获得的专有权利;公有领域则是公众依据法律规定可以自由使用的智慧创作物所组成的集合。形式上看,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但实质上两者却是相互依赖的。在满足法律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以公有领域元素为素材创作出来的智力成果转化为知识产权,成为私人财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公有领域的元素,成为人类的共有财富。本文围绕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以期厘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简介：牵连犯作为一种罪数形态，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刑法理论中对牵连犯的判断是以牵连关系为标准，牵连关系在理论上不仅存在两种基本形式，而且也存在多种观点分歧。事实上，牵连关系与犯罪构成要件之间联系密切。当数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属于同一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时，应认定为一罪，应按从一从重的处断原则处罚；反之，如果数行为属于数个不同犯罪构成要件之间的牵连，则构成数罪，应实行并罚。

简介：民主意识的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法治意识的提升使得民众对法律事件尤其是反映时代特性的法律案件产生表达意见的强大冲动，而多元化的媒体则为这些内在的兴趣与冲动提供了平台。近年来的“许霆案”、“李昌奎案”所引发的热议就是例证。在这场具有现代性的民意监督运动中，法院一方面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一方面则积极的寻找应对策略。本文所论证的命题即为：在法治社会，法院与媒体舆论监督之间应该走向共融而不是流于粗浅的冲突。

简介：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演进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反思我国现行金融法律制度，激励金融创新、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建立的实质并不是国家对金融的控制，而是为了使金融效率最大化。金融创新类型和国家立法传统不同，决定不同国家金融创新与法律制度的先后关系不一样，法律制度对金融创新发挥着促进或抑制作用。

简介：＂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是一个时期以来除经济建设外我国社会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和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实践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法治＂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下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对接中国传统法律实践和文化的资源,而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建设＂法治社会＂为基础。我们应当在＂形式法治＂、＂实质法治＂、＂程序法治＂的有机结合中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现代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

简介："法律与文学"是滥觞于美国的一种学术运动,近年来逐渐为国人所知晓,这多半归功于几年前译介过来的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一书。[1]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的学者很多,但苏力的关注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有创见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分析采用的思想方法是异域的。其在七年前出版的《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一书,[2]又是他以"异域方法"来分析"本土资源"的积极尝试,期间、至今依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

简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现行宪法确立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强国家一弱社会”模式，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等部门法对于国家一方的法律调整的高度重视与对于社会组织一方的法律调整匮乏形成明显对比，也是这一模式的明显体现。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宪法对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新定位，确立“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制定《社会组织法》，填补社会组织法律调整框架中缺位的基本法；清理公法法律法规，通过法律调整机制促使政府转变职能。

简介：相邻关系的生成立足于相邻关系具有的功能价值，现代社会公法相邻关系的兴起并非意味着私法相邻关系的死亡。以功能主义方法审视现代社会相邻关系的二元形态是准确考量私法相邻关系与公法相邻关系适用竞争与优位性的关键。相邻关系二元形态的优位性考量并非简单的事实认定问题，而是更高层次上的价值判断问题，需要根据具体个案的情形加以判定。建构相邻关系纠纷处理的法定协调机制，完善相邻关系法律规范，实现私法自治性和公法强制性的有机结合，提高行政行为的科学性与可预测性，实现行政主体在相邻关系纠纷问题上的被动介入，对于促进相邻关系的协调与现代发展意义重大’

简介：监所事件频发，社会舆论将矛头直指监所监督，实现监所监督的首要前提是主体的确定及相互关系的协调。依据我国权力结构，监督主体有人大、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作为可以与监所抗衡的权力主体，本应发挥监督作用，遏制、减少监所事件的发生，但实际效果却不然。在现有权力框架内，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发挥三者在监所监督中的作用，有必要从理论上对三个监督主体分析，明确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构建良性的监所监督主体体系，以保障被监管人员在失去自由时不至于丧失人权。

简介：对食品科技创新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今食品科技创新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鉴于食品对人类生活意义重大，法律对食品科技创新不能只持鼓励的态度，而应对食品科技创新设置安全的底线，并将其成为食品科技创新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安全是所有科技创新的内在价值，《专利法》第22条对此为我们提供了制定法的文本依据。

简介：西方“法治”具有理性基础，与“理治”具有内在联系，其主要理路在于从理性与信仰的“形上”高度构建法治体系，其主旨也在于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中国古代以来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密切联系，具有“礼主刑辅”或“礼法兼用”的特征，而“法治”也因缺乏制约权力的机制而形成某种“权治”理路。中国要实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的转变，就应借鉴西方“法治”或“理治”的合理观念与历史经验，重视建设法治的理性与信仰基础，消除封建专制意识与权力斗争意识，由此才能实现让理性照耀国家的理想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简介：作为社会权的住房权,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确认,然而其救济情况却不容乐观。在国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以间接救济为主;在区际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各区域之间差距甚大,以欧洲较为完善;在国家层面,对住房权的救济呈现多样化发展,或通过宪法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通过普通法律规定住房权予以直接救济,或由州法院根据州宪法对住房权进行直接救济,或通过适用或解释生命权对住房权进行间接救济。

简介：随着行政机关职能转变以及服务政府、有限政府理念的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公权力转移到社会公共行政组织手里，并由其管理和行使。为防止社会公权力滥用对社会成员的侵犯，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范围，为相对人提供应有的司法救济，就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