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主旨，可一言以蔽之，即内圣外王之道，它一般是指由内圣而外王即内修道德性命而外求经世济民的政治思维理路。然而，孔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是一个圣与王分离的时代，因此，他们在追求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同时，又不得不正视圣与王分离的现实状况并作出理论上的反思与回应，即一方面呼唤士人君子的奋然兴起，另一方面则强调内圣的道德修养或心性的存养扩充本身所具有的独立自足的人生价值与意义。

简介：2002年,重庆实验中学有一个学生早恋,他的班主任在教室里面公开地念了几段这个学生写的早恋日记,结果学生就离校出走了。后来,学生家长把班主任告上法庭。当时,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这位班主任对学生严格要求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处理的方法不当,于是,判决这位班主任公开向他的学生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当时我看了这篇报道之后,心里面非常不舒服,便给《中国教育报》写了一篇文章。

简介：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历代思想家在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寻求契合点,从而为人类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各时代的儒家思想家对＂天人观＂的认识与发展,正是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梳理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和宋明儒学的＂天人观＂发展轨迹,可见儒家生生不息的基本精神。

简介：关于儒家休闲思想,近年来颇有人论及,但多是侧重于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进行讨论;而儒家是有着鲜明的政治追求的,儒者“修己”是为了“达人”,休闲之于儒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生活方式或理想,而是与其政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简介：本文分析梳理了儒家思想关于个人健康责任的观点,并将其与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对个人健康责任的观点进行比较,认为儒家思想既倡导个人对自身健康负有道德责任,同时个人对他人健康也有关爱与救助的责任,这对于深入思考个人在健康促进中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简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文人士子的心态,也作用于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形式。元杂剧作家大都饱读诗书,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关汉卿作为由金入元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儒家文化在关汉卿的杂剧中有诸多表现：有对忠义孝悌的弘扬、对天人关系的认同和济世安邦的夙愿等等。这些表现无一不是对当时蒙元黑暗社会和众生相的真实描摹,是作者对丑恶现实的奋力控诉与内心理想的真实呐喊。

简介：以教育碑刻资料为中心来看,儒家文化的传播,科举的兴盛促进了白族地区人才迭起,他们逐步改变了大理地区文化落后的状态。大理地区社会上展开了一系列尊经崇儒的教育活动,在白族地区营造了儒家文化氛围,有利于儒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儒家文化在白族的社会传统道德中也有渗透,摈弃了社会陋俗,维持了社会伦理道德秩序。

简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影响中华民族达数千年之久，至今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社会意识。中华武术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运动形式，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吸蕴着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立、完整而又严密的武术文化体系。本文旨在剖析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各种影口向，以期有益于当前武术文化研究。

简介：<正>在这辑的《人大法律评论》上,登出了我的同事黄翔教授对我的著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的批评,以及台湾大学哲学系林明照教授的回应。其中讨论的焦点,是关于如何理解儒家、如何看待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等等。这与法律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做个解释,也顺便很简单地回应一下两位教授的批评。几百年来,很多中国学人的一个共识,是要在中国建立起来宪政与法治。但是,这种建设所经历的种种挫折,让很多学人去追究其原因。其中一种说法,

简介：对自然物、自然现象的困惑、恐惧，以自身类比方法，远古人想象出了种种神灵，产生了多神崇拜。夏商周时代，多神崇拜演变为统一至上神即天神崇拜。春秋末期，孔子创立儒学，接纳了天神崇拜观念；西汉中叶之初，董仲舒代表的儒家集天神崇拜观念之大成，创立了系统的天神崇拜思想体系。天神崇拜实质上是自然力崇拜、大自然崇拜，它凸显了儒家对大自然的敬畏思想。

简介：杨明斋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五四文化论争时期,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杨明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中国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寻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文化。

简介：无论是儒家的还是基督教的伦理体系都非常重视＂诚＂的伦理规范,前者的诚论主要变现为要把天道之＂诚＂内化为人道之＂实＂（＂信＂）1,后者的诚论集中体现为对于人格化的至上神——上帝的虔诚信仰。两种诚论体系之间既有相似的论证逻辑,从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情感要求上来看,基督教的虔诚与儒家的诚信是相通的。同时,二者也有明显的差异,这突出地表现在二者的强制性程度之上。在现阶段的社会诚信建设中,我们可以借鉴基督教的虔诚伦理,增强诚信建设的外在的强制力和助推力。

简介：＂义＂与＂利＂何者优先这一问题引发过无数争议。先秦儒家学派倡导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我国影响深远,其道义上从侧面为古代专制统治者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辩护,极大地压抑了我国古代的商业进步。本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反作用,指出了儒家义利观的这一弊端,有助于社会形成对商业和商人的理性认识。

简介：牟宗三是20世纪新儒家当中最具原创性的学术大家，他在其《才性与玄理》一书当中谈到了阮籍和嵇康的音乐思想问题。文章以此为基础，从“牟宗三的学术思想”、“牟宗三对阮籍、嵇康音乐思想的解读”、“阮籍、嵇康音乐思想异同”等三个方面来谈牟宗三的音乐思想。牟宗三认为阮籍的思想是“儒道互补、外玄内儒、崇雅斥俗”，认为嵇康论乐主纯美，是纯道家自然之乐思想。通过分析，认为牟宗三是儒家传统音乐思想的维护者。

简介：儒家思想的社会化主要途径包括：政治家和教育家对于儒家思想的基本引导以及推动，通过相关的乐器为媒介，传播儒家思想并使其社会化。儒家思想社会化的基本特点包括：全面性、广泛性、政治性、伦理性以及幼年性。对于儒家思想社会化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符合我国实施马克思主义中的政治推动力的政策要求，儒家的思想可以为我国的当今社会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提供一定的文化营养。

简介：陆澄得知儿子病危，因而忧闷不能堪，阳明先生批评他爱亲偏了，已是私意。然而当阳明得知自己父亲病危时，却“欲弃职逃归”，这其中的差异值得探究。其实，阳明先生对陆澄的提点是基于理性的考量，但当自己遭遇此种危急时，则依于直觉之情。此情是人性深处的直觉的亲情，顺此情才能心安。安与不安，不是从理论推导、逻辑论证中得到的，而是情感的恰当安顿，心安是儒家面对内在困惑或道德两难处境时选择的依据之一。儒家肯定亲情，但不止于亲情，而是将其扩充、提升为普遍的仁爱之情，将“亲亲”与“仁民”、“爱物”统一起来，确立了由孝及仁．由身、家及天下的实践路向，扩充家庭和谐从而实现社会和谐。这也为我们的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今天，我们应当重拾儒学，彰显其在慰藉心灵、和谐群体与稳定社会等方面表现出的重大意义。

简介：为服膺于政治统治和帝国治理的需要,死刑法需要对复仇观念进行体系化更新,实现同等复仇的国家主体化和政治等价化。随着儒家体系全方位覆盖国家治理领域,作为儒家化法律典型代表的清代死刑法.无论在司法判例还是在法律文本上,都积极回应并支持了差序格局对复仇观念的体系化更新要求,实现了身份差等化,维护仁礼纲常和差序格局。

简介：良心自由保护人的道德自主，树立人的主体性，建构现代法治的基础。儒家具有关注良心的悠久传统。孔子“仁”的学说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中的“良心”的理论渊源，但与第18条中的“良心自由”没有直接关系。儒家的良心学说始于孟子的心性学说，成于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传统的良知学说明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具有凸显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尊严之倾向。不过儒家学说中良心自由乃指人们认识儒家伦理的自由，不承认人类道德立法的权利。而良心的立法和审判两种功能中，前者是关键，因此儒家实质是否定良心自由。

简介：先秦孔子以＂诗＂为教,言修身当先学诗,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即为＂诗教＂。后世推尊儒学,奉《诗》为经,＂诗教＂思想遂传承久远。探其广传之根源,其一,＂赋诗言志＂[1]对春秋时期＂诗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推介作用;其二,＂独尊儒术＂是＂诗教＂思想极盛于汉的重要原因;其三,封建科举取士制度是隋唐及此后＂诗教＂思想在士子阶层广为传承的根本原因;其四,宋元明清时期话,本小说、杂曲百戏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样式,也使＂诗教＂思想得以在市井细民之间广泛传承。及至近代,虽因读经之衰落而致＂诗教＂思想沉寂良久,但今人若能在继承古之＂诗教＂传统基础上,假之现代科技之条件,丰富创新＂诗教＂之传播方式,必将有利于＂诗教＂思想之复兴,有助于＂诗教＂兴国之大业。

简介：作为社会身份和政治资格的人权在儒家“孔仁孟义”的思想体系中被表达为“內圣外王”之道,其在“修齐治平”的实现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标志出政治伦理原则和“以德限权”的社会治理特色。儒家以“公权利”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以其公平性和自然性引申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演出人的政治权利,而“私权力”则仅为政治权利的异化形式,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以权谋私”,后者因其“侵害公权利”的实质。儒家的人提倡以“道德权利”加以限制,故称为“德治”。儒家的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传统,而且其思想特色通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三为”等原则亦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