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效用、真实和时间构成了历史认识结构的基本要素，而历史认识史中的结构变迁经历了前现代(从古代到18世纪末职业化历史学产生之前)、现代(职业化历史学时期，即18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和后现代(20世纪70年代后)三个阶段，效用、真实、时间依次成为这三个阶段历史认识结构的中心。以时间为结构中心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表现出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并进一步强调了时间、变化对于历史真实和历史意义的决定性作用，有鉴于此，历史叙述和阅读的私人化将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即它不再是那种宣告历史真实的史学，而致力于在历史性情境下提供个体史学家认可的文本，并交由读者阅读、判断，随后通过该文本产生的效用来确认其是否真实。这样，任何一种史学实践都将是历史学家当下进行的一项追求历史真实的实验，而实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实验环境即阅读环境所提供的条件。

简介：问：宁先生，您好!我们受《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对您进行学术访谈，非常感谢您能慨允。您是学术界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学者，但您多次强调说：“我没有什么高明的东西，我就是个教员，我的研究是相当散的。”这当然是您的谦虚，但我们认为这是您对您自己的基本评价。那么，我们的访谈，就以您的教学和科研情况为中心展开，您看是否可以？

简介：<正>随着建设和改革前进的脚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而史学研究却常有某种被冷落、被遗忘之感,尽管史学著作出版的品种年年增加,历史讨论会、纪念会也未见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史学曾几度有过发展与繁荣的

简介：历史的故事性内含了史学的受众维度。史学受众具有自我和他者两个面向、求真与致用两层维度。史学受众的问题实际上是史学认识论批判的内容。从史学受众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教育史学的危机可以转换成一个受众流失的问题。教育史学可以从内外两方路向寻找受众,以摆脱危机走出困境。

简介：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

简介：姜鹏：《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

简介：王晖：《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

简介：赵永春：《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

简介：晁福林:《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鬼、魂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鬼、魂观念在先秦时期有较大社会影响,礼仪、祭典、习俗等皆与之关系密切。鬼观念滥觞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际出现的埋葬习俗,《山海经》的时代,人们或将形态怪异而令人惊骇者称为“鬼”。

简介：罗志田：《守先待后：史学在中国的地位及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中国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在这样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史学说明韭论证着关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也验证着君主统治的正当性。汉代独尊儒术后，史学的功能有所变化，但仍注重记录和传承，并越柬越带有守先待后的含义。历史撰述的体制化带柬相应的约束，为野史和传说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不间断的正史、相对随意的野史，以及伸缩灵动的民嗣传说，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历史知识”。这一切都因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入侵而改变，不仅史学的社会地位摇摆不定，学校和公众所关注的历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出现了一些带有西方特色的中国历史言靛。

简介：陈其泰：《章学诚对＂道＂的探索及其时代意义》（《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文史通义.原道》篇是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代表作,他不作经院式探讨,而是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具有批判性和超前性的鲜明特色。他提出历史哲学三个互相紧密联系的命题：其一,＂道出自然＂,＂渐形渐著＂,存在不得不然的客观趋势。其二,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的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学于众人,是为圣人＂。其三,＂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诚如梁启超所言,章学诚的论述＂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简介：董欣洁：《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遗产之一。

简介：朱维铮：《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吴怀祺：《（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的几个特点——再论古代史学家与中国思想史》;陈其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朱政惠：《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简介：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艺术的史学

简介：班固的史学思想主要是:封建正统史观;天人感应神学观;人性“三品”说的唯心史观;历史变化的观点。班固的史学思想在我国史学上有一定的地位。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严肃认真的写史态度,史学与文学浑然一体,使《汉书》在史传文学上有一定的影响。

简介：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

简介：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艺术的史学,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

简介：东汉贾逵以经学名家，但是他在史学上做出了贡献，曾与班固共述汉史，后人对贾氏这方面的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简介：<正>一、顾炎武史论的历史价值顾炎武，宇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进步思想家和杰出史学家。

简介：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